《太平洋战争的警号》(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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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的警号》 作者:天狼
为了要弄清张明达和邱麟祥是否被捕，郑百千写了一封只有邱麟祥能看懂的信，买通狱卒带出去发了。他不寄任何希望，只是试探一下而已。孰料不几天，邱麟祥竟来探监了，说他安然无恙，仍旧坚守岗位。又告诉他，听说张明达已经到根据地去了，没有消息。
他听后，笑了。这是他被捕后第二次笑，一次发自内心的笑。他的“不承认主义”，使他的战友——另一个共产党员保存在原岗位上，而且来探望他。这真是一出好戏。
汪敬远被押解去日本，他的母亲，一位孤寡女人，悲喜交集。喜的是她的独生儿子终于继承了他父亲的遗志，为“强国”作努力；悲的是敬远被押解日本，自然非吉祥之兆。邻居好心人劝解说，哭有什么用，还是想想办法才好。“哎，我怎么办呢？”她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条“没有办法”的办法。她凭借日籍华人的身份，又是“汪主席手下特任官”的母亲，壮着胆子给汪精卫写了一封日文长信，措词柔中带刚。大意是说：她二十年前嫁到汪家，既是汪家妇，自然已是中国人；再说汪敬远，是中国人的遗孤血脉，难道不是中国人吗？又说，她儿子说过，他“要一心辅佐汪主席。”可是日本并无提携中国之真心。随意捕捉主席的随从秘书特任官，又押解东京，把中246 国放在什么地位？即使敬远有罪，要判要杀，自有中国政府自治，日本有什么资格审判中国人？这席话，说得汪精卫落眉沉思，颇有“动情”之状。终于在1943 年3 月携团访日临行前，交代代理“外交部长”周隆库：此去你要和日方交涉，坚持把汪敬远等中国人引渡回国。周隆库照办了，也办成了。于是汪敬远、李得森、陈一峰乘汪精卫访问团回国的同一条船，离开东京，回到上海，这是国际间从未有过的名副其实的“引渡”。
在他们的苦难中也有可品味的场景。
汪敬远等三人在巢鸭监狱牢房里正盘腿面壁“反省”，一声声传唤，把他们先后传唤到了“接见室”。高桥坐在小桌后，每走进一人，他便客气地点一下头，并伸手示意，让他们在他对面坐下。
这是他们被捕后第一次三人见面，谁也不说话，好像互不相识。
高桥命令汪敬远作日语翻译，然后郑重地说：“我想，你们可以作证，大日本警视厅对你们是友好的，是吧？”
汪敬远未及翻译便用日语问：
“这话什么意思？到什么地方，向谁作证？”
“就在这里，向我作证。”高桥点点头。
“为了什么？”
“为了需要。”
“谁需要？”
“我们，大日本帝国。你们，中华民国，都需要。你们三位，也需要。”
“我不需要，中国的国民不需要。是日本需要吗？”
“大日本帝国警视厅需要你们作证，我们是按法律程序友好地对待邻邦国民的。”
汪敬远思忖一阵，抬头正色说：“我是中国人，他俩也是中国247 人，没有向日本警视厅作证的义务和责任。更不愿对日本的法律加以评论。”他决心和高桥单独“恳谈”下去。
由于他俩都说日语，李得森和陈一峰只能从他俩的语气和脸色上猜测发生了什么事。高桥想了想，点头说：“这样说，也可以合理通过，这一项可以免去。第二项，你们愿意回到中国去吗？”这话来得太突然，汪敬远毫无思想准备，不知他藏着什么杀机，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不愿意吧？”机灵的汪敬远，顿时明白了，用冷笑的口气道：“岂有不愿回到自己祖国的道理？”
“这是一种需要。”高桥无所谓地说。
“什么需要？谁需要？”
“我们需要，帝国法律要求你们来表示自己的意向。”
“日本帝国的法律对我国没有任何约束力。”高桥傲慢地挺了挺胸：“汪君，大日本帝国的法律，是件首相的大风雨衣，这件大风雨衣，可以披盖住汪精卫主席和他的国民的。”
“我们汪主席也有自己的风雨衣。”
“不不，那是大日本天皇赐给他的晚礼服而已。汪君，你太幼稚，我为你这一缺陷而惋惜。”
“谢谢。”
“而且你要知道，任何法律，都是胜利者按照他们的需要制定的外衣，它必须适合最高当局的身材。”
“诚然，以前我不知道日本对法律是这样看待的。谢谢。”
“好吧，既然你们愿意回中国，我们不勉强挽留，你们准备吧，请你翻译给他们。”
“什么时候走？”
“准备吧，具体细节由我们安排。”汪敬远不敢相信警视厅，他怀疑这些疯狂的法西斯将对他们下毒手，于是对李得森和陈一峰说：“他说，要我们回国去，但是，我准备牺牲。你们明白啦？”李得森和陈一峰向他重重点下头。高桥见状，对他们笑了。然后向汪敬远探过头，压低声亲切地问：“有件事，我不明白，请汪君告诉我。”“什么事？”汪敬远更加警惕地问。“你们为什么要送我一枚勋章？”
“什么勋章？”汪敬远也向他探过头去。
高桥从衣袋里掏出一只方形镀金盒，揭开盖，取出一枚蓝白相间的勋章，捏着缎带扣针，举在汪敬远面前，故意摆动了一下，使那勋章在汪敬远眼前摇来摆去。同时他的两眼疑惑地注视着汪敬远：“看，金鸷勋章。”
“我们没有送你这个鸟东西！”汪敬远忿怒地回答；他一直生活在南方，南方人读“鸟”，同北方人发音不同，这是个骂人的贬词。
高桥不懂这话。
“是你们送给我的。”高桥慢吞吞地说：“如果我们逮捕了中西功之后，你们马上逃跑，我或许得不到这样高的奖赏。确实是这样的，这个鸟，叫“鸷”。你没见过吧？这是枚金鸷勋章。谢谢你们。不过，我仍旧迷惑，你们为什么不逃跑呢？中西功已经落到我们网里了，可是你们，半年不动，真奇怪！”
我们的汪敬远毕竟是一个共产党员。被捕以来，为这个问题。他一直对老吴懊恼不已。今天经高桥一问，心里不是滋味。但是，在这个法西斯面前，他必须作出共产党员的正面回答。他冷静地想了一下，满不在乎地一笑，继之轻蔑地注视着高桥，正经地说：“这个问题，我即使对你详细说明白，你也不会理解，更不会接受我的观念。”
“不妨事，可以作为我请教你的话题。”
“好吧。”汪敬远眼神肃穆地沉思着说：“简而言之，我们中国共产党员目前的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封建主义的压迫。将来，还要进行更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为此，我们都宣誓，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这一系列的革命。我们的党，分配给我们每个人的任务，都是革命所需要的局部。我们必须坚持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完成革命的需要，在任何困难危险的情况下，即使牺牲个人性命，也绝不后退一步。”
“这还是中西功和西里龙夫说的那一套嘛。”
“不错，在我们看来，谁能做好这一套，就是一个完人！”
“不可思议，一个人失去了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汪敬远微笑着：“所以我说，你不会理解的，更不能接受这一套。因为这一套太伟大了，而你，太渺小了，警官先生，我为你这个先天性缺陷而惋惜。”
汪敬远估计，经他这一骂，高桥完全会暴跳起来，于是，等待着。
高桥竟没有发作，只是默默地思索。
..
汪敬远、李得森、陈一峰在上海下船后，被直接送到南京汪伪“中央军人监狱”去了。
在这个“中共谍报团案”中撞进网又跳出去了的张明达，眼泪泡着心，又回到了他熟悉的上海。他找到刘广胄，详细说明和分析了苏北根据地不收留他的原因。请刘广胄再想办法帮助他找到党的关系。刘广胄也知道，他离开党在上海一天也呆不住。半个月后，把他领到法租界萨坡赛路一幢三层楼的人家去。这里住着一位70 多岁的老中医，名叫李复石，是一位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多年来，这里一直是地下党组织进行隐蔽斗争的重要联络点。刘广胄向李老详细介绍了张明达，老人答应，“尽力帮助，且待机会”。这以后，张明达一两个星期便到李家去探一次信。半年后，李复石老人告诉他：“你的机会到了。”经李老的“亲戚”写了封信，他带着，第二次到了苏北根据地，见到了新四军某师主要负责人，暂时被安排在盐阜地委工作，不久调到师司令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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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要弄清张明达和邱麟祥是否被捕，郑百千写了一封只有邱麟祥能看懂的信，买通狱卒带出去发了。他不寄任何希望，只是试探一下而已。孰料不几天，邱麟祥竟来探监了，说他安然无恙，仍旧坚守岗位。又告诉他，听说张明达已经到根据地去了，没有消息。
他听后，笑了。这是他被捕后第二次笑，一次发自内心的笑。他的“不承认主义”，使他的战友——另一个共产党员保存在原岗位上，而且来探望他。这真是一出好戏。
汪敬远被押解去日本，他的母亲，一位孤寡女人，悲喜交集。喜的是她的独生儿子终于继承了他父亲的遗志，为“强国”作努力；悲的是敬远被押解日本，自然非吉祥之兆。邻居好心人劝解说，哭有什么用，还是想想办法才好。“哎，我怎么办呢？”她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条“没有办法”的办法。她凭借日籍华人的身份，又是“汪主席手下特任官”的母亲，壮着胆子给汪精卫写了一封日文长信，措词柔中带刚。大意是说：她二十年前嫁到汪家，既是汪家妇，自然已是中国人；再说汪敬远，是中国人的遗孤血脉，难道不是中国人吗？又说，她儿子说过，他“要一心辅佐汪主席。”可是日本并无提携中国之真心。随意捕捉主席的随从秘书特任官，又押解东京，把中246 国放在什么地位？即使敬远有罪，要判要杀，自有中国政府自治，日本有什么资格审判中国人？这席话，说得汪精卫落眉沉思，颇有“动情”之状。终于在1943 年3 月携团访日临行前，交代代理“外交部长”周隆库：此去你要和日方交涉，坚持把汪敬远等中国人引渡回国。周隆库照办了，也办成了。于是汪敬远、李得森、陈一峰乘汪精卫访问团回国的同一条船，离开东京，回到上海，这是国际间从未有过的名副其实的“引渡”。
在他们的苦难中也有可品味的场景。
汪敬远等三人在巢鸭监狱牢房里正盘腿面壁“反省”，一声声传唤，把他们先后传唤到了“接见室”。高桥坐在小桌后，每走进一人，他便客气地点一下头，并伸手示意，让他们在他对面坐下。
这是他们被捕后第一次三人见面，谁也不说话，好像互不相识。
高桥命令汪敬远作日语翻译，然后郑重地说：“我想，你们可以作证，大日本警视厅对你们是友好的，是吧？”
汪敬远未及翻译便用日语问：
“这话什么意思？到什么地方，向谁作证？”
“就在这里，向我作证。”高桥点点头。
“为了什么？”
“为了需要。”
“谁需要？”
“我们，大日本帝国。你们，中华民国，都需要。你们三位，也需要。”
“我不需要，中国的国民不需要。是日本需要吗？”
“大日本帝国警视厅需要你们作证，我们是按法律程序友好地对待邻邦国民的。”
汪敬远思忖一阵，抬头正色说：“我是中国人，他俩也是中国247 人，没有向日本警视厅作证的义务和责任。更不愿对日本的法律加以评论。”他决心和高桥单独“恳谈”下去。
由于他俩都说日语，李得森和陈一峰只能从他俩的语气和脸色上猜测发生了什么事。高桥想了想，点头说：“这样说，也可以合理通过，这一项可以免去。第二项，你们愿意回到中国去吗？”这话来得太突然，汪敬远毫无思想准备，不知他藏着什么杀机，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不愿意吧？”机灵的汪敬远，顿时明白了，用冷笑的口气道：“岂有不愿回到自己祖国的道理？”
“这是一种需要。”高桥无所谓地说。
“什么需要？谁需要？”
“我们需要，帝国法律要求你们来表示自己的意向。”
“日本帝国的法律对我国没有任何约束力。”高桥傲慢地挺了挺胸：“汪君，大日本帝国的法律，是件首相的大风雨衣，这件大风雨衣，可以披盖住汪精卫主席和他的国民的。”
“我们汪主席也有自己的风雨衣。”
“不不，那是大日本天皇赐给他的晚礼服而已。汪君，你太幼稚，我为你这一缺陷而惋惜。”
“谢谢。”
“而且你要知道，任何法律，都是胜利者按照他们的需要制定的外衣，它必须适合最高当局的身材。”
“诚然，以前我不知道日本对法律是这样看待的。谢谢。”
“好吧，既然你们愿意回中国，我们不勉强挽留，你们准备吧，请你翻译给他们。”
“什么时候走？”
“准备吧，具体细节由我们安排。”汪敬远不敢相信警视厅，他怀疑这些疯狂的法西斯将对他们下毒手，于是对李得森和陈一峰说：“他说，要我们回国去，但是，我准备牺牲。你们明白啦？”李得森和陈一峰向他重重点下头。高桥见状，对他们笑了。然后向汪敬远探过头，压低声亲切地问：“有件事，我不明白，请汪君告诉我。”“什么事？”汪敬远更加警惕地问。“你们为什么要送我一枚勋章？”
“什么勋章？”汪敬远也向他探过头去。
高桥从衣袋里掏出一只方形镀金盒，揭开盖，取出一枚蓝白相间的勋章，捏着缎带扣针，举在汪敬远面前，故意摆动了一下，使那勋章在汪敬远眼前摇来摆去。同时他的两眼疑惑地注视着汪敬远：“看，金鸷勋章。”
“我们没有送你这个鸟东西！”汪敬远忿怒地回答；他一直生活在南方，南方人读“鸟”，同北方人发音不同，这是个骂人的贬词。
高桥不懂这话。
“是你们送给我的。”高桥慢吞吞地说：“如果我们逮捕了中西功之后，你们马上逃跑，我或许得不到这样高的奖赏。确实是这样的，这个鸟，叫“鸷”。你没见过吧？这是枚金鸷勋章。谢谢你们。不过，我仍旧迷惑，你们为什么不逃跑呢？中西功已经落到我们网里了，可是你们，半年不动，真奇怪！”
我们的汪敬远毕竟是一个共产党员。被捕以来，为这个问题。他一直对老吴懊恼不已。今天经高桥一问，心里不是滋味。但是，在这个法西斯面前，他必须作出共产党员的正面回答。他冷静地想了一下，满不在乎地一笑，继之轻蔑地注视着高桥，正经地说：“这个问题，我即使对你详细说明白，你也不会理解，更不会接受我的观念。”
“不妨事，可以作为我请教你的话题。”
“好吧。”汪敬远眼神肃穆地沉思着说：“简而言之，我们中国共产党员目前的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封建主义的压迫。将来，还要进行更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为此，我们都宣誓，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这一系列的革命。我们的党，分配给我们每个人的任务，都是革命所需要的局部。我们必须坚持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完成革命的需要，在任何困难危险的情况下，即使牺牲个人性命，也绝不后退一步。”
“这还是中西功和西里龙夫说的那一套嘛。”
“不错，在我们看来，谁能做好这一套，就是一个完人！”
“不可思议，一个人失去了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汪敬远微笑着：“所以我说，你不会理解的，更不能接受这一套。因为这一套太伟大了，而你，太渺小了，警官先生，我为你这个先天性缺陷而惋惜。”
汪敬远估计，经他这一骂，高桥完全会暴跳起来，于是，等待着。
高桥竟没有发作，只是默默地思索。
..
汪敬远、李得森、陈一峰在上海下船后，被直接送到南京汪伪“中央军人监狱”去了。
在这个“中共谍报团案”中撞进网又跳出去了的张明达，眼泪泡着心，又回到了他熟悉的上海。他找到刘广胄，详细说明和分析了苏北根据地不收留他的原因。请刘广胄再想办法帮助他找到党的关系。刘广胄也知道，他离开党在上海一天也呆不住。半个月后，把他领到法租界萨坡赛路一幢三层楼的人家去。这里住着一位70 多岁的老中医，名叫李复石，是一位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多年来，这里一直是地下党组织进行隐蔽斗争的重要联络点。刘广胄向李老详细介绍了张明达，老人答应，“尽力帮助，且待机会”。这以后，张明达一两个星期便到李家去探一次信。半年后，李复石老人告诉他：“你的机会到了。”经李老的“亲戚”写了封信，他带着，第二次到了苏北根据地，见到了新四军某师主要负责人，暂时被安排在盐阜地委工作，不久调到师司令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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