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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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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一种看法,认为国民党发起二次革命的理由并不充分,甚至认为师出无名。如杨天宏指出,在没有找到袁世凯就是宋案lsquo;主谋的直接证据、袁lsquo;帝制自为的阴谋尚未充分暴露且自身力量不足以推倒袁氏的情况下,孙中山贸然发动lsquo;二次革命,无疑是其政治写作中的一大败笔。[195]袁世凯是否在1913年就有帝制自为的想法,姑且不论。就指控袁、赵主谋刺宋这点来看,国民党的确犯了大错,但如果因此便认为二次革命师出无名,实际上是将二次革命的目标贬低到了为宋教仁报私仇的层次,而这与国民党标举的反对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实行独裁统治的目标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事实上,随着中华民国建立,民主共和的制度框架虽然确立起来,但作为当权者的袁世凯及其支持者,往往并不按民主法律原则行事,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袁世凯在国会以外自行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甚至利用洪、应这样的人,收买议员、收买报馆,操弄宪法起草;才会看到袁世凯为了打击政敌,支持洪、应图谋购买所谓劣史损毁反对党领袖声誉;才会看到洪、应因构陷阴谋未果,擅自杀宋,而袁世凯为了避免自身受到冲击,不惜阻断法律解决途径;也才会看到袁世凯借助国家机器压制反对党声音,并在军事上步步紧逼。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国民党起而反抗,其实有很多理由,并非师出无名。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违背民意,不得民心。如章开沅认为,当时舆论多数是倾向于袁世凯这一方面的,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没有真正的考虑到人心的向背,当时经过了辛亥革命那一场大的社会动荡以后,老百姓还是希望安居乐业。[196]杨天石也认为,辛亥革命以后,社会心理的普遍状态是希望和平,希望安定,希望在袁世凯的统治底下,中国的道路能够走得比较顺利,所以当孙中山要举行lsquo;二次革命的时候,应该说社会的同情并不在孙中山身上。不仅社会舆论普遍地不赞成搞lsquo;二次革命,连国民党里边的大部分人也都不赞成lsquo;二次革命。[197]然而,所谓民心民意,站在不同政治立场上的人所看到和感受到的是不同的。有人认为二次革命不得人心,可在孙中山眼中,却是宋教仁被刺后人心激昂,民气愤张。[198]章太炎也说,此案发生,各省人心异常愤激,并进一步引申说:使政府平日施政大公无私,为人民信仰,则宋案发生,人心必不如是愤激。因政府平日行为极谬,国民已大受痛苦,故宋案发生,国民震怒,几不可遏,此亦公理不灭、人心不死的明证。[199]可见袁世凯的统治并不是完全得民心的,当时白朗起义蔓延鄂、豫、皖、陕、甘五省,历时三年之久,便是证明。而且,所谓民心民意,也是可以制造出来的,袁世凯后来复辟帝制,不就曾假借民意吗?实际上,早在宋案发生当时,袁世凯就已经可以很纯熟地使用这一手法了。一方面以强力压制国民党批评政府的声音,另一方面不断在幕后制造舆论,攻击国民党人,或借国民党某君名义,或借北军中某军官名义,或借某西报名义;或代表政界,或代表军界,或代表商界。于是,袁世凯及其政府就被树为民意代表,而国民党则被描画成一群破坏建设、分裂南北,企图发动二次革命的暴民。《民立报》曾专门揭露政府以险恶手段,造作种种蜚语,以惑听闻而乱是非,导致浅识之徒,被其蒙蔽,民不安枕,商贾裹足,然常人习焉不察,反以政府之倒行逆施为是,以国民党之力伸公义为非。其目的就是要将国民党树为靶子,逞其杀伐之野心,以一网打尽民党。[200]孙中山后来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后悔在宋教仁被刺后人心激奋的情况下没有立即起兵讨袁,使得袁世凯得有机会收买议员,收买军队,收买报馆,以推翻舆论,[201]可谓血的教训。可见,所谓民心民意,是不能够仅仅看舆论宣传的,尤其不能仅仅看强者一方的宣传。我们当然不否认,经过辛亥革命之后民心思安,但当我们做出二次革命违背民意、不得民心这样的判断的时候,其中实际潜藏着危险,有些过于简单化了。
    当袁世凯为了自身利益,堵死法律解决宋案的路子,在政治上分化国民党人,在军事上紧逼国民党人,在舆论上刻意把国民党塑造成敌人的时候,也就把国民党逼到了死角,由于无法找到其他有效的反袁途径,二次革命爆发也就是必然的了。有人批评国民党为了一个刑事案件,开启了辛亥革命后用武力解决政争的先河,而且在国民党带领下愈演愈烈,中国政治以此为起点走上歪路。[202]还有人认为:革命党人虽然宣言要追求的是真正的共和制度,但实际上或者说客观上破坏了这种制度,采取革命的方式、武装斗争的方式取代了和平的方式,违背了人们的意愿,破坏了和平建设国家的路径。[203]持这样看法的人显然忘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二次革命实际上是一场被迫发起的革命,从主观上讲,国民党根本没有破坏民主共和的意图,恰相反,发动革命的目的,是要反抗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是要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因为袁世凯在民主共和制度下的一些作为,实际上是与这一制度相背离的,任其发展,必成大患。正如李剑农在论及二次革命时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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