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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关于陈其美主谋杀宋的报道和评论越来越多，并更多地将黄兴牵连进来，宋教仁之死被说成国民党内以黄、陈为首的一派和以宋教仁为首的一派内讧所致。尤以《国报》为代表，喧传黄、陈杀宋之说最为卖力，进行舆论对抗、淆乱视听之意十分明显，其背后既有袁党之造谣，又有应党为使应夔丞脱罪而对陈其美之陷害。关于《国报》对陈其美主谋杀宋之造谣容后再述，在此之前必须先对应夔丞党徒陷害陈其美之阴谋予以揭露，这就不能不就所谓北京国务院声明进行一番讨论。
    二 所谓北京国务院声明的真面目
    在各种描述所谓陈其美主谋杀宋的文字当中，有一篇被冠以北京国务院声明的文字，尤其值得注意。该篇文字最初是被学者视为袁方陷害黄兴、陈其美主谋杀宋的证据而使用的，吴相湘在《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中就曾引用过该篇文字，内容如下：
    宋在南方主张袁为总统，而己任内阁，陈其美一派深忌之，黄亦恶其不举己为总统，且疑其为亲袁派也，亦欲排而去之。陈于是乘其隙，日嗾其徒，倡为举黄之说，以离间黄、宋之交，而使他日内阁总理之庶归之于己。宋、陈之间，暗潮已极激烈。应本陈旧部，武又黄之私人，适洪述祖因宋争内阁，恐赵不能安于其位，欲败宋之名誉，以全赵之位置，托应求宋之劣迹，应以之告陈，陈乃利用此时机，假应、武之手以杀宋，而归其罪于中央。其用心之狠毒，实为意料所不及。其破案之速，亦由于陈者。盖应、武初不料主使之人忽为反陷之举，遂毫不设备，亦不遁逃。而陈事前既为间接唆使之人，故一索即得也。既获之后，武士英在法公堂已经供出，陈以廿余万之巨款贿通法公堂，将供词全数抽改，复以威吓应，谓能诬赵、洪，则其罪决不至死，且能以巨资相赠。若直供不讳，必置之死地而后已。及移交检察厅后，陈虑武仍如前供，乃毒杀之以灭口，而以巨金贿西医剖验以为病死，于是应益有所惮而不敢言。此皆应亲告其所延之律师，且谓非转移他处不在若辈范围以内，则此案真相，必不可得。渠在监内日夜防护，以巨金赂典狱者，每食必与人共坐，俟人先尝，然后下箸，否则不食，其危险之状，已可想见。黄克强前此主张组织特别法庭，实欲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也。既为法部所扼，计不得逞，则以暗杀之说要挟厅长，必欲其入赵以罪。日前竟要求审判官下缺席裁判，宣布赵、洪死刑之请。幸厅长尚未允诺，然闻若辈之意，非办到此层不可。裁判所移转之事，不知是否为法律所许，若能办到，但移至湖北，则此案不难水落石出矣。[25]
    吴相湘没有注明该段材料的具体出处，但他在引用前曾写下据北京国务院档案，知袁方对宋案发表之声明，即多方罗织陈英士者一句，可知他把该段文字当成了北京国务院声明。丁中江在《北洋军阀史话》中也引用了该段文字，并在引用前写下北京国务院还发表了这么一个荒谬声明一句，[26]可见他也是把该段文字当成北京国务院声明。然而，如果我们能注意一下该篇文字的行文语气，或稍稍注意一下公文常识，那么，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诸如此皆应亲告其所延之律师幸厅长尚未允诺裁判所移转之事，不知是否为法律所许之类的语句，根本不可能在国务院公文中出现。吴相湘、丁中江将该段文字视为北京国务院声明，可以说犯了很低级的错误，好在他们并不认为声明内容是真实的。但他们也没有片言只字来说明何以其内容为罗织，为荒谬，这就出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情况：一些宋案探究者，竟然真把该段文字当成了所谓北京国务院声明，并将其视为陈其美主谋杀宋的有力证据。如思公的《晚清尽头是民国》，就给该段文字冠以北京国务院声明的标题，并写道：这份声明让人难以忽视，虽然长期以来人们并没有重视它。一个政府做出的正式声明，毕竟比报刊的某篇报道更严肃。[27]张华腾则具体分析道：北京政府这则声明，从来没有人去重视。不仅不重视，而且肯定认为这是一派胡言，是对国民党领袖的诬蔑，借以混淆视听，转移目标。但仔细分析，就会有不同的认识，它并非空穴来风，对国民党人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的认识，还是一针见血的。陈其美所为，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嫁祸于政府，激起党内同志对政府的强烈不满，进而推翻政府；一方面除掉党内的异己派，从而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28]张耀杰的《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和金满楼的《退潮的革命：宋教仁的1913》也都把该段文字视为陈其美主谋杀宋的证据，后者并以《北京国务院声明》为标题，将该段文字列入书后所附各方函电之中。[29]
    其实，从该篇文字内容和语气不难看出，造此文字者应当是与应夔丞所延律师保持密切联系的应夔丞家属，或共进会其他人员，当然，也可能就是应夔丞所延律师之一，总之可以称之为应夔丞党徒。
    那么，这篇文字究竟由何而来，又是怎样一篇文字呢？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档案中，笔者有幸看到一封手书残信，从中找到了答案。该信仅残留最后一页，内容正好是所谓北京国务院声明的最后几行，即从渠在监内日夜防护的夜字开始，直至最末则此案不难水落石出矣，只不过在此句之后，残信紧接着还有乞公与当道酌之。名心叩10个字，北京国务院声明则没有。[30]由此可知，所谓北京国务院声明，其实是应夔丞党徒写给某公的信件，目的是希望某公能就审讯应夔丞的裁判所移转之事，与当道酌之。至于信件写作时间，由于信中提到的武士英之死在1913年4月24日，因此，该信应当写于4月底5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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