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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便是袁世凯方面求之于政府以外之方面所得的结果。其基本观点与《国报》所造谣言并无二致。这篇文字开头一段中著者二字之著，系由记字涂改而来，由此可知，该篇文字撰者，很可能是一名记者。但该篇文字既然以稿本形式保存在官方档案之中，则该记者应为御用记者。当然，也不能排除该篇文字为政府中人以记者名义撰写。
    《宋案平议》并未见在当时报刊公开刊登，究其原因，当是此类指证黄、陈杀宋的文字，在当时报刊并不缺乏，却全然拿不出真凭实据。值得注意的是，天津中东石印局曾于1915年出版过一本署名奈良一雄著作的日文书，题名『中華民國大事件と袁世凱』，其中有「宋教仁暗殺案の真相」一篇，其中文稿本亦收藏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题名《宋教仁被杀之真相》，形成于1914年，前者是后者的日译版，两者内容完全相同。其中第一句为：国民党者，中国现政府之反对党也；宋教仁者，反对党中最有力之分子也。[71]（國民黨は支那政府の反對黨なり。宋教仁は反對黨中最も有力なゐ一分子なり。[72]）与前引《宋案平议》第一句完全相同。但《宋案平议》此句以下的内容，并没有被《宋教仁被杀之真相》或「宋教仁暗殺案の真相」吸收。『中華民國大事件と袁世凱』实际上是袁世凯方面提供材料和金钱，收买日本记者奈良一雄编成的，出版经费亦由袁世凯方面提供。[73]这些内幕表明，不论《宋案平议》，还是《宋教仁被杀之真相》，都是御用记者或政府中人以记者名义写的。正式印行的『中華民國大事件と袁世凱』之所以没有大张旗鼓地讲述黄、陈杀宋之事，显然也是因为没有凭证。
    《宋案平议》发现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知道，在程、应通电宣布宋案证据后，政府方面除通电自辩外，还曾试图将黄、陈说成刺宋幕后主使，以转移视线，混淆视听，只是因为没有证据而未敢公开发表。但透过所谓北京国务院声明、雷震春给袁世凯的密呈以及《国报》等大肆造谣的背后，我们仍可看到一些政府幕后操纵的蛛丝马迹。
    五 《辛丙秘苑》之杜撰
    就在刺宋案渐渐淡出国人视野之际，上海《晶报》从1920年秋起连载袁克文的《辛丙秘苑》，讲述其父袁世凯统治时期的秘史，引起世人极大关注。关于刺宋案，袁克文明确说：杀遁初之主谋者，陈、应也。[74]他还讲了如下一个生动的故事以为证明：
    二年冬（应为二年春;引者），予适在沪，知先公遣秘使迓遁初者数至，遁初所察已竟，欣然命驾。行之先，陈英士、应桂馨宴之。筵间，英士询其组阁之策，遁初曰：唯大公无党耳。陈默然。应詈曰：公直叛党矣，吾必有以报。言时，即欲出所怀手枪，座客劝止之。遁初曰：死无惧，志不可夺！遂不欢而散。而陈、应日相筹谋。予故友沈虬斋，陈之党也，谓予曰：遁初不了。予详诘之，虬斋曰：同党咸恨之，陈、应尤甚。迩日，靡日弗聚议，虽亲如予，亦不获闻。偶密窥探，辄闻遁初云云，辞色不善也。未几难作，遁初竟死矣。应知赵秉钧畏遁初夺其位也，遂假道于洪述祖，诱得电信，初意但为要功计，不期适以此而移祸也斯时应已就狱，赖陈英士辈隐为之助，而北方之势力尚未达于沪，赵、洪又不自承，且为证之电惟毁〔燬〕宋酬勋四字，既云酬勋而内阁并无为洪辈请勋事，故先公始终坚持不使赵就沪狱，令提应等入都，南中又坚持不许，相持至二次革命，陈始拯应出狱。既谓应贪北方之勋而杀遁初，陈反拯之，何也？[75]
    按照这个故事，一直以来怀疑袁世凯为杀宋主谋的主流认识，将被彻底颠覆，而另一位受疑对象陈其美，将坐实主使之名。不幸的是，袁克文撰写《辛丙秘苑》时，故事中涉及的沈翔云（虬斋）、应夔丞、陈其美三个人物已分别于1913年、1914年、1916年死去，人们将无法证实故事的真假，只能听袁克文这唯一当事人的一面之词。然而，袁克文的特殊身份又让人不能不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叶楚伧当时看了《晶报》，就大不以为然，说一派胡言，邵力子也斥为颠倒是非。[76]而郑逸梅则在后来又讲了一个故事，一方面说明袁克文如此撰述有其原因，另一方面为陈其美辩护。他说：
    当寒云撰文委罪于陈英士，亦有所借因。原来宋教仁北上，陈英士竭力阻之，恐他受袁世凯的羁縻，而失其计划。奈宋自信力很强，曰：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混浊，岂得为大丈夫哉！不应竟去。陈没有办法，只得任之。陈固有醇酒妇人之癖，一天，和诸狎友宴于妓女花雪南家，正酣饮间，忽有人来报宋被刺于北火车站，陈初闻之愕然，既而却举杯向诸狎友说：可干此一杯。人们便误会陈闻宋死，而藉杯酒庆功。实则陈之所以如此，无非有憾宋生前不听劝告，结果遭此毒手而死于非命。[77]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同样无法证实，而且野史味道更浓，因此完全起不到为陈其美洗冤的作用。实际上，袁克文在沈、应、陈死无对证的情况下才发表这一故事，本身就很值得怀疑。而从其所讲故事内容来看，稍微了解一些国民党历史的人，立刻就会发现，其中有三点明显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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