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34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34 章

    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贤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

    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

    继朱元璋、朱棣对元杂剧下手之后，明英宗朱祁镇又将视野投向了民间传奇小说。《明英宗实录》载，正统七年（1442年）二月辛未，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

    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调提为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从之。

    明朝文字狱泛滥，有的根本无道理可寻，完全是莫名其妙。永乐二年（1404年），江西儒士朱季友向朝廷献批判宋儒理学，不合朱棣胃口，朱棣便将其押送还乡，痛杖一百，然后抄了他的家，把他所著文字尽皆销毁，不许他称儒教学；永乐三年（1405年），大臣章朴家中藏有方孝孺诗文，被人揭发，朱棣大怒，下令逮捕章朴，戮于市。因为朱棣曾经下诏昭告天下，收藏方孝孺诗文就是死罪。

    因为献书而获罪，可以用自取其咎来形容。因为藏书被屠戮，则只能用不幸来概括。即便是在政治较为清明的时段，明政府的文字狱也丝毫没有停歇，推行“一条鞭法”的改革派张居正曾经囚杀何心隐，禁毁书院64处，实行文化专制政策。万历皇帝还发动了针对李贽的文字狱，下诏将他已刻未刻的所有书籍，一律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道及各有司，访奏治罪”。

    明末文人张岱对明朝文字狱的血腥恐怖有过深刻的反思，他在《石匮书自序》中痛心疾首地指出：“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二百字狱出名，明代皇帝的滥杀同样有名。他们不仅杀功臣、杀贪官还杀文人，其规模之大，手段之残忍，为历朝历代所罕见。明太祖朱元璋夺取政权后，采取了与宋太祖完全不同的对待大臣的方式，为排除异己，他大开杀戒，搞了两次大规模的冤案，一次是铲除文臣“胡党”，另一次是消灭武将“蓝党”。

    1390年，朱元璋以私通日本和蒙古为罪名，凌迟左丞相胡惟庸，同时发布《昭示奸党录》，受株连者达三万之众，诛杀牵连蔓延，多年未除。1393年，大将军蓝玉被指不轨，处以极刑，一万五千多人被诛杀，《逆臣录》发布天下，世人胆颤心惊。

    通过这两次冤案，大明王朝开国的文武功臣几乎全被株连，那些被杀之人，无一例外地划入“奸臣录”或“逆党录”。朱元璋死后不过四年，燕王朱棣造反成功，一跃成为明成祖。朱棣杀人更是变本加厉，他把前朝忠臣指为奸党，采用各种手段杀人清侧，“建文奸党案”漫延了一百七艺作品的主题也由民族斗争转为忠奸之争，杨家将小说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对于忠奸的宣扬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明代的忠奸之争反复无常，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完全从皇帝的感觉和好恶出发。但无论得意者还是失意者又都不敢拿皇帝怎么样，唯一可以出气的方式就是大骂奸臣，以此化解心中之块垒。

    他们认为天下所有坏事都是奸臣所为，皇帝办了坏事也是因为有了奸臣，而不是皇帝本身的问题，只要把奸臣问题解决了，似乎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解决。再不行，就把问题归结为天命，这样就是受到了再大的冤屈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听天任命好了，忍辱负重好了。

    一方面是冷酷肃杀，另一方面，朱元璋们非常注重强化戏剧的教化功能，让戏剧沿着自己指引的方向发展。他在开国之初就抨击蒙元时代“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特别称赞并推荐《琵琶记》，“五经四书如五谷，家家不可缺”，《琵琶记》“如珍羞百味，宝贵人家岂可缺耶”。

    《琵琶记》之所以能蒙受皇恩，就在于它宣扬了“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节蔡伯喈”。明代文艺作品既受限制，又被鼓励。朝廷三令五申不准有亵渎帝王圣贤的杂剧，但神仙鬼怪、义夫节妇、孝子顺孙的戏却受到大力鼓吹。政府强调程朱理学，强调君臣之道，强调忠节义，强调利用和发挥文艺的社会功能，用以巩固维护政权。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杨家将故事”一派神仙鬼怪也就不足为怪了。

    |附录1 狄青传[1]

    历史上的狄青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卒于宋仁宗嘉祐二年 （1057年）。他以士兵出身而官至枢密使，这在宋朝是个奇迹。狄青出身贫寒，16岁时兄长与乡人斗殴闯下大祸，狄青代兄受过，被发配充军。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在西北称帝，边境局势紧张。宋仁宗下诏在京师中挑选卫士从边，狄青因善骑能射而入选，被任命为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大约可以指挥500余人。

    当时镇守西北的宋军屡次被西夏打败，很多士兵患上“恐夏症”。狄青到延州后，以作战勇敢不怕死著称。每次临战，他一定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作战中，头戴铜面具，披头散发，大声呼喊，形象骇人，西夏兵为之胆寒，任他来回驰骋，无人敢与其交锋。宋军在他的带领下，士气大振。经过数次交战，狄青威名大盛，西夏兵不知指使为何官，都称他为“天使”。

    狄青在延州四年屡建战功，前后经历大小战斗25次，身上仅箭伤就有8处，每次都轻伤不下火线，深受部下的爱戴和拥护。在安远一役中，狄青身负重伤，鲜血染红了铠甲。但当听到贼寇又来突袭的消息，立即挺身而出，仍然冲锋在前，左冲右杀，势不可挡。

    在狄青的带领下，宋军收复了一些被占的领地，控制了敌人的要害地区。当时宋军与西夏作战经常处于被动，狄青的杰出表现逐渐引起了陕西防御大臣的注意。1040年，经略判官尹诛亲自召见他，与他谈兵论战，认为他是“良将材也”，遂将他推荐给陕西经略使韩琦和范仲淹。宋时的判官是朝廷派来督战的，他的推荐自然很有分量。

    韩琦和范仲淹两人“一见奇之，待遇甚厚”。范仲淹还送给他一部《左氏春秋》，鼓励他多学兵法。范仲淹比狄青大将近二十岁，他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诉狄青，为将之道在于智勇双全，“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很受启发，此后发愤读书，潜心研究秦汉以来将帅们的用兵之法，能力和素质又有了新的飞跃。战场上他不仅是身先士卒、能征惯战的骁将，更是运筹帷幄、驾驭千军的统帅，逐渐成长为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军事将领。

    对于范仲淹的知遇之恩，狄青终生不忘。范仲淹去世后，狄青每次到范家，都要进范氏家庙祭拜范公，并恭恭敬敬地礼拜范夫人。后来他起用杨文广随军南征，也很可能是因为杨文广曾得到过范公的赏识。

    狄青与韩琦同为1008年生人，不过韩琦是进士，属科班出身。狄青出身低微，起点很低，但是经过西夏战场的砺练，狄青进步飞快，先是被提拔为西上阁门副使，后来又升级为秦州刺史（甘肃天水）、泾原路副都总管、经略招讨副使，又加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惠州团练使。经略招讨副使已经是韩琦初入陕西时的官职了，狄青可以说是平步青云。狄青作战讲究以奇取胜，一次西夏大军进攻，双方实力对比宋军处于劣势，狄青巧施疑阵，杀了个出其不意，让敌人措手不及，西夏军大乱，自相践踏，死伤不计其数。

    宋仁宗听闻狄青屡立战功，为边塞有如此干将高兴不已。有一次他想接见狄青，见识一下他的制敌方略。不料恰逢敌军侵犯渭州，宋仁宗便命他画阵形图进呈。仁宗看罢很是赞叹，连连点头称许，从此狄青成为宋仁宗心目中最值得信赖的将领之一。

    1044年，宋与西夏达成和议，36岁的狄青调任真定路副都总管，后来又担任过侍卫步军殿前都虞候、眉州防御使，升任步军副都指挥使、保大安远两军节度观察留后，马军副都指挥使。狄青崛起于行伍间，地位已相当显赫，但他从不忘本，脸上始终留有当兵时的刺字。有一次，宋仁宗让他除掉脸上的刺字，黥文若想用药除去并不难，真宗时杨妃的兄弟杨景宗曾经犯罪被刺字，后来用药去除黥痕，效果非常好。但是狄青不肯从命，他指着自己的脸，非常动情：

    陛下按军功提升我，并不在意臣出身低微，臣之所以能有今天，全赖于此。保留脸上的刺字就等于宣示陛下的恩德，士兵们看到臣的刺字就会明白，只要英勇善战，不论出身多么低微，一样可以获取意想不到的功名。请允许臣保留这块刺字。

    仁宗听后感慨不已，对狄青更加敬佩和器重，任命他担任彰化军节度使知延州，1052年5月被提拔为枢密副使。

    杨文广与狄青的经历有些相似之处，如果说杨文广出身低微，那么狄青尤甚。杨文广级别虽低，毕竟还是干部，狄青则是地地道道的行伍出身，起点更低。宋朝武将受制于文人，士兵更是低贱。参军入伍首先要在脸上刺字，名曰“赤老”。在宋代，必须在脸上刺字的有两种人，一是士兵，二是罪犯，犯人刺在脸上，兵士有时刺在手背上，有时刺在脸上。刺字同时涂墨，墨痕深入皮肉，水洗不去，历久格外明显，所刺的字称为黥文。

    在西部战场，两人都曾在范仲淹辖下，先后被“奇之”，他们也许会有一些接触。论年纪，杨文广大10岁；论资历，狄青早到西部边防5年；论战功，狄青远在杨文广之上。狄青初入陕西时，地位比杨文广还低，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已经贵为枢密副使，名震朝野。而杨文广仍然默默无闻，不见有更大的作为。

    但说书人偏要让杨文广位居狄青之上，还把狄青塑造为懦弱无能迫害杨家的奸臣，形象十分不堪，狄青征南的功劳则完全嫁接给了杨家。小说中，杨家将是在狄青不敌侬智高之后才冲上前线的，而实际正好相反，狄青是在数名边将大败于侬智高之后主动请缨出征的。

    狄青南征侬智高，随军的杨文广算不上太重要的将领。而且至少已经53岁了，是年过半百的老将，不再是青春少年。《续资治通鉴长编》对平定侬智高的记载堪称详细，但自始至终未提杨文广。广西临桂龙隐岩潜真洞，刻有平蛮三将大名，分别是狄青、孙沔和余靖，三员大将之下还有一批重要的将官，内中也没有杨文广。史载平南之战随行的文武官员多达231人，因为人数太多，不是每个前去的人都有记载，由此可以断定杨文广在平南中的功劳不会太大。

    这一切对于铺写杨家将颂歌的人来说显然太过平淡，将狄青与杨家将的身份倒置，把狄青的杰出表现转接到杨家将身上，更能体现杨家将的英雄形象，所以杨家将故事有狄青的影子也就不足为怪了。

    1052年5月，广源州（广西与越南交界处）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建立所谓的大南国，自称仁惠皇帝。侬智高一度攻陷邕州，并一举拿下附近的9个州，随后围攻广州，一时间岭外骚动。宋廷急忙调集兵马前去平乱，杨畋被派往前线，出师许久却毫无建树。朝廷又命孙沔、余靖等领兵进讨，也均无胜绩。开战之初，侬智高的威力显然是被低估了，一些勇将被其所杀，一向被认为知蛮事的杨畋也被击败，为免粮草落入敌手，杨畋焚粮之后退守韶州。

    值此紧要关头，宋仁宗忧心如焚。这一年，范仲淹已病逝徐州，狄青出任了枢密副使。危急时刻，狄青主动上表请求出战。宋仁宗立即接见了他，狄青慷慨陈词：“我是战士出身，不去攻战征伐就无以报答国家，国家遇此危难，我请求即刻出征，去取侬智高首级来见陛下。”

    仁宗欣然应允，认为他忠勇可嘉，任命他统一指挥广南军讨伐侬智高。这一任命在当时是突破先例的大事，宋朝对武将严加防范，领兵打仗都是文官掌权，武将只能是副手。狄青身为武将而独掌兵权，是破天荒的大事，可见仁宗对他有多么信任。仁宗对狄青寄寓的期望很大，生怕他有什么闪失。狄青出征后，仁宗若有所思，他认为狄青威名之下，一定会有人陷害他，但凡饮食起居都要严防敌人暗中下手，左右使唤之人必须是自己的亲信。仁宗想到做到，立即派人飞马前去提醒狄青。

    狄青到达前线后即刻叫停了一项向外借兵平叛的计划。当时侬智高气焰很盛，宋军陷入被动后一时无计可施。交趾国主动提出愿意帮助讨伐侬智高，大将余靖认为不妨相信他们，宋仁宗也同意了这项计划，下诏赐钱三万缗给交趾国作军费，并许诺平敌之后再重重加赏。

    狄青认为不可，他上奏仁宗分析说，从外国借兵剿除内寇后患无穷，与国家利益格格不入。如果一个侬智高都无法铲平，还要借助蛮夷之兵，那等于引狼入室。他进而指出，蛮夷小国都是贪利忘义之徒，交趾国声称用五万步兵、一千骑兵前来支援，这可能不是他们的真实意图，到时一旦发生兵变，岂不是乱上添乱，又将如何抵御？

    仁宗认为他的话非常有道理，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人们都十分佩服狄青的才干和深谋远虑。狄青率军南征可谓是有备而去，他认真分析研究了宋军失败的教训，针对侬军使用藤制盾牌的特点，制定了以骑兵冲击的策略。在人员任用上，选拔真正能征善战的人，坚决清除趁战争混入军队捞取功名之徒，这恐怕也是杨文广年过半百仍能入选的真正原因。

    1053年正月初，狄青与余靖、孙沔所率宋军会合。在此之前，宋军中不听号令，轻敌冒进、贪功轻进的事情屡有发生。蒋偕、张忠等将领因为轻敌而兵败身死，广西铃辖陈曙意欲在狄青到来之时抢头功，擅自带广又回到了他曾经战斗过的西部，知渭州之德顺军，也就是渭州陇竿城。德顺军设于庆历三年（1043年），这里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且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西夏早有窥探之心。杨文广赴任不久，广西报告侬智高与大理国王又准备发兵。1054年6月，仁宗因为杨文广熟知广西情势，具备领兵才干，超升四级，提拔为供备库使，出任广西钤辖，兼判宜、邕两州，以防侬智高。广西钤辖是广南西路兵马钤辖的简称，负责广南西路驻军的训练教阅和赏罚。杨文广受此重任，自是尽心尽力，镇守广西十余年间，侬智高与大理国都不敢轻举妄动，侬智高最终死于大理国境内，边塞未发生大的战事，但杨文广的前途似乎并不明朗。

    从历史上看，狄青不仅没有迫害杨家，反而有恩于杨文广，若不是他带杨文广南征，杨文广可能仍然埋没在军中。通观两宋，除北宋开国诸将外，能够称得上名将的，北宋首推狄青，南宋首推岳飞，但俩人都含冤致死。如果说岳飞的罪名是“莫须有”的话，狄青之死比“莫须有”还冤。狄青没有害人，相反却屡次被害。打压他最为厉害的不是奸人，反而是名垂青史的欧阳修、文彦博、韩琦这些人。好不容易出了一个能打胜仗的狄青，却被文人多方弹压，单单从这一点看就可以明白，宋朝为何积贫积弱军力不强。

    以“莫须有”罪名被杀的不是始自岳飞，而是始自狄青。

    宋朝自宋太宗以后，重文轻武的风气日渐浓厚，文臣一般都看不起武将。有一个例子非常典型，《卖油翁》是欧阳修写的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内中主人公陈尧咨并非虚构，他是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庚子科状元。陈尧咨箭术高超，到了百发百中、出神入化的地步。为此，宋真宗曾打算让他改授武职与契丹使者比射。他的母亲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边用棍子抽打边教训他说：“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阀阅，忍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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