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9 章

    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9 章

    他在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时，提出了一个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重要论点。这个论点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世界分崩离析，不是铁板一块。他说，资本主义国家分为三种势力：一是动不动就发动战争的好战势力，二是主张维持现状的势力，三是主张维护和平的势力。根据这个分析，他为中国制订了如下的外交方针：团结维护和平的势力，争取主张维护现状的势力，孤立好战势力。换句话说，就是要在国际舞台上建立维护和平的统一战线。他说，中国有可能也有必要去影响这些势力。他举了一个小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

    一九五四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庆祝建校两百周年，邀请中国派人出席在纽约举行的庆祝会。那时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刚过一年，中美之间关系仍十分对立，两国之间即使在文化领域进行交往恐怕也是不合时宜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谢绝邀请的同时，还是向该校发了一份贺电。新华通讯社在播发这份贺电时，只提到郭沫若的名字，没有提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柯克博士的名字。从学术礼仪来说，这是失礼的。周恩来严肃批评了造成这次失误的编辑。他说，看了这条消息的人不仅莫名其妙，会不明白为什么只有被邀请人的大名而没有邀请者的名字，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次做工作的机会。

    周总理从不放过这样的机会。已故的联合国秘马舍尔德曾于一九五五年访问北京，为释放侵入中国领空后被俘的美国飞行员进行斡旋。时值寒冬，一次周恩来宴请哈马舍尔德的宴会结束后，在送客人上车时，他发现有一个欧洲人模样的陌生人坐在司机旁边。经过询问，得知这个人是美国人、哈马舍尔德的保镖。总理问身边的人，为什么不把他请进来？有人解释说，他是美国人。哈马舍尔德的保镖受到怠慢是不难理解的。朝鲜战争刚刚结束，美国仍然是头号敌人。但总理不这样想。他向工作人员解释说，是美国人怕什么？为什么不做美国人的工作？下次宴会一定要请他参加。哈马舍尔德离开中国的前夕，总理设宴为他饯行。他的美国保镖不仅被邀出席，周总理还向他敬了酒。 注【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4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周恩来常常这样弥补下级的过失和疏忽。

    抗战时期在重庆，他常常利用郭沫若的寓所会晤政治上赞同共产党政策的友人。郭沫若的寓所在天宫府，这个地方交通方便，又不太显眼，郭沫若表示，周公随时都可以用他的寓所会见友人。当时，党外人士到中共代表团驻地来，既不方便，更不安全，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着中共代表团的驻地，他们扮作补鞋的、卖茶的和其他角色，在驻地周围转来转去。客人离开代表团驻地之后，特务便在后面盯梢，一直跟到他们家门口，记下他们的名字和门牌号码，随后就常常跟踪和骚扰他们，使他们觉得还是不去中共代表团驻地为妙。

    一天，周恩来拟了一个名单，叫他的助手发出请柬，邀请他们到郭沫若的寓所聚会。约定的时间到了，还有一位客人没有来。主人觉得奇怪。助手们一查才发现忘了给那位客人发出请柬。周恩来引用一句谚语批评疏忽大意的助手：“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他说，你们可能觉得这是件小事，是无意的疏忽，但那位客人可能觉得是有意怠慢。这就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大问题了，尤其当前同国民党的斗争很复杂微妙。中国不是有句“设身处地”的话吗？他要助手们好好体会这句话。他严肃地批评了他们之后，立即派车去接那位被遗忘的客人。客人到达时，周恩来迎上去连连道歉。他是不愿让任何客人受到冷落的。

    一九五四年召开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注【日内瓦会议是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召开的，会议未能解决朝鲜问题，但就印度支那停火达成了协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上，周恩来第一次经受了复杂的外交斗争的考验。这也是朝鲜战争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对手坐到谈判桌旁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中到国联大厦，中美这两个死对头将在那里讨论亚洲问题，唇枪舌剑地交锋。周总理率领了一个近两百人的中国代表团来到日内瓦，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这位传奇式的人物，“中国的外交能手”，在这个世界舞台上将如何表现，是聚集日内瓦的新闻记者们极感兴趣的问题。他们都迫不及待地要发回独家新闻报道。

    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一个顽固派，推行敌视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虽然两国代表团的成员几乎每天都要在会议厅里碰面，杜勒斯却不允许他的代表团成员同中国人接触。他嘱咐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在会议厅或走廊上遇见中国人时不予理睬。他本人发誓不同中国代表团打交道，说什么除非他的汽车不凑巧同周恩来乘坐的车子相撞。在这种冷森森的气氛中，人们不断传说杜勒斯在国联大厦的休息室里无意中碰到中国总理时拒绝同他握手，也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这是对周恩来的“侮辱”。 注【见《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48页，商务印书馆。】在这种情况下，把侮辱当做是单纯有关个人的事，是不符合周恩来的性格的。在公开场合，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代表国家和政府的。在日内瓦，他代表着中国。如果说美国国务卿故意傲慢无礼，那就不是针对周恩来个人，而是针对中国这个国家的。

    假设杜勒斯在日内瓦表现得不那么咄咄逼人，或者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朝鲜战争之后的几年内不对中国采取那么僵硬的立场，情况又会怎样呢？美国的历史进程会有所不同吧？这真是一个大问号。

    日内瓦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不久，杜勒斯离开了日内瓦。美国代表团改由艾森豪威尔的战时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任团长。在全体会议的某一天，一位记者问史密斯将军，他同周恩来是否有什么接触。他开玩笑说，他同周恩来的唯一接触是共同使用卫生间里那条长长的卷筒毛巾。在日内瓦会议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比德尔·史密斯有所松动，他在酒吧间里主动找周总理的翻译攀谈。虽然他们不过是随随便便地交谈，这个姿态却有着重大的意义。周总理觉得美国代表团中并不是每个人对中国的态度都与杜勒斯一模一样，他决定直接同比德尔·史密斯打打交道。

    第二天，周恩来走进酒吧间，看见比德尔·史密斯在柜台前正往杯子里倒咖啡。他径直向史密斯走去，伸出他的手。比德尔·史密斯猝不及防，不由得一愣，但是他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左手夹着一根雪茄烟，急急忙忙用右手端起咖啡，故意显示他的双手忙不过来。无论如何，中国总理已把坚冰打破，他们进行了短暂的友好交谈。史密斯赞扬中国的古老文化和美丽河山，还说他非常喜欢中国瓷器。

    不久以后，比德尔·史密斯发现了一个机会把刚刚开始的联系继续下去。那是在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的时候，周恩来正在会议休息室里与人谈话。史密斯走上前去向中国总理问好。他评论这次会议说，会议是富有成果的，他借此机会向中国人民表示热忱的祝愿。他还说，总理的外交才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为能结识总理而感到高兴。周恩来回答说，“上次我们见面时，我不是首先向你伸出手吗？”这句话使史密斯想起他那“两手忙不过来”的滑稽动作，不觉有些发窘。他笑一笑来掩饰自己的窘态，临走的时候，用肘碰了碰总理的胳臂。

    为什么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始终没有鼓足勇气同中国总理握手呢？对这个问题，中国代表团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感到迷惑不解。直到很久以后这个谜才被解开。事实是，当杜勒斯还在日内瓦的时候，下了一道禁令——不许同中国人握手。难怪比德尔·史密斯和总理初次会面时莫名其妙地一手夹着雪茄，一手端起一杯咖啡，第二次会面时用肘碰一下总理的手臂，而不握手。尽管杜勒斯是赫赫有名的华尔街律师，精明狡诈，他却忘了在不得握手的禁令之外再加上一条——不得用肘碰对方的胳臂。

    周恩来抓住一切机会对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做工作，但对任何挑衅却坚决予以回击。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时候，他代表中国提出一个方案。比德尔·史密斯即席作了一个发言，说周恩来先生的建议包含着可供讨论的内容。第二天开会再讨论这个问题时，史密斯借故离会，说是到伯尔尼去拜会联邦政府去了。他的副手，抗日战争胜利后代表美国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过的沃尔特·罗伯逊，代史密斯担任美方首席发言人。他一上来就批驳前一天总理的发言，说中国代表团的意见不值得考虑和讨论。周总理责问罗伯逊说：“你们美国代表团说话算不算话？你们的团长史密斯昨天表示我们的意见可以考虑，今天怎么变卦了？”总理指着罗伯逊说：“罗伯逊先生，我要提醒你，我们在中国是认识的，我了解你。如果美国敢于挑战，我们将是能够应战的。”罗伯逊听了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注【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2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杜勒斯的禁令终于被冲破了。经过参加会议的英国驻北京代办汉弗莱·杜维廉的斡旋，美国代表团与中国代表团举行了会晤，讨论就遣返双方被扣留人员举行谈判的程序问题。这次会晤终于导致中美大使级会谈。后来，会谈时断时续，拖了十五年之久，是一次破纪录的马拉松式谈判。

    尽管美国有意作梗，日内瓦会议终于超过了最后的障碍，达成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协议，并且规定了解决印度支那政治问题的原则。 注【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1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但是，后来这个协议由于杜勒斯的反对而遭到破坏。最后的结果是，美国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越南卷入了一场无法打赢的战争，蒙受了沉重的创伤。

    虽然在日内瓦开始的中美大使级谈判前途如何当时是捉摸不定的，但是，从中国的观点看，这次旷日持久的谈判还是值得的，因为它使美国同意放回了钱学森教授。 注【《钱学森在美国》，载《人物》双月刊，1982年第6期,第20页。】钱学森是火箭专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教授，曾经帮助制造了美国的第一枚导弹。他是文职人员，在研制导弹时得到美国陆军上校军衔。美国政府由于害怕这位洲际弹道导弹专家渴望回到已由共产党执政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他扣留了五年之久。中国最终说服了美国允许钱学森离美。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钱学森偕同在德国学习过音乐的妻子蒋英和两个孩子，乘“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离开美国回国。

    多年以后，周总理在一次会上谈到日内瓦会议时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

    日内瓦会议上除了正戏之外还有小插曲。周恩来在会内会外同会议的主要参加者进行会谈，有时候还在他临时下榻的湖边别墅继续商谈。希望会见这位中国政治家的其他欧洲国家议员和知名人士也常常光临这座别墅，其中有世界影坛巨星查理·卓别林。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和中国总理也在日内瓦熟识起来。由于他们经常接触，终于就中英两国互相在对方首都设立代办级联络处的问题达成了协议。

    从长远看，更有意义的是周恩来利用日内瓦会议的间隙于六月对印度和缅甸所进行的访问。在这次访问中确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一贯倡导的第三世界国家反帝统一战线。由周恩来首先提出的这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准则，为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奠定了基础。

    亚非会议定于四月十。下午轮到中国在会议上发言时，周恩来登上了讲台。

    周总理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周总理又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注【《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3至157页,人民出版社。】

    周恩来阐明了中国的立场之后，接着回答所谓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进行“颠覆活动”等问题。他戳穿了这些谎言，并邀请与会代表在方便的时候亲自去中国看看，特别是到中国东南沿海和边境省份去参观。他以和解的语气对那些对中国怀有恶感的与会代表说：“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周总理的讲话，求同存异，绕过了暗礁，引导会议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在历时一个星期的会议期间，周恩来几乎日以继夜地工作，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付出的牺牲是值得的，因为万隆会议取得了成功，通过了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包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为亚非国家，后来又为拉美国家奠定了指导它们的双边和多边关系的行动准则的基础。历史肯定不会无视周恩来对第三世界广大地区的人民所作的不朽贡献。

    在会上，中国代表团本不准备讨论台湾问题，但台湾问题还是被提出来了，因为有些国家对当时台湾地区局势持有模糊的看法。周总理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向代表们阐明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但并不要求会议进行讨论。在会外，周总理同许多国家的政府首脑分别进行交谈。他还同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代表团团长一起，专就这个问题私下交换意见，阐明中国的立场。

    周总理指出，台湾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第二，造成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中国政府愿意与美国谈判解决，但这丝毫不能影响中国人民行使自已的主权——解放台湾的正义要求和行动。周总理利用万隆会议的机会发表声明，向美国政府作出了友善的表示：“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 注【外交部理论学习组：《光辉的业绩，杰出的贡献——忆周总理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二辑，第234—235页，人民出版社。】

    中美外交官终于在日内瓦开始举行了大使级谈判，从而向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的漫长征途中迈出了第一步。在上海，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主义。他特别要他们警惕大国沙文主义。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若不经常警惕，政府官员容易对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盛气凌人。 注【外交部理论学习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回忆周总理同第三世界的深情厚谊》，《人民的好总理》第1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总理花费心血最多的援建项目是修建连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坦赞铁路，也叫做友谊铁路。最初坦、赞两国曾向几个西方国家招标，都遭到拒绝。这显然是一项无利可图的工程。再说，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中辟路铺轨，困难和危险几乎是无法克服的。两国转而希望中国承担这项工程，但也不是很有信心。他们知道中国也不富裕，它自己有繁重的铁路建设计划亟待实施。尽管这样，中国政府还是同意了提供资金并参加修建所拟的铁路干线。这使他们喜出望外。

    把内陆国家赞比亚同非洲东海岸的坦桑尼亚连接起来的这条一千八百六十公里长的铁路，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用了整整六年的时间才建成。这条铁路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全线正式通车。当时周恩来已离开人世。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人民在庆祝铁路通车的那天，理所当然地为这位全力以赴帮助他们变梦想为现实的人物默哀数分钟，以示纪念。

    周总理访问非洲期间不断教导随行人员的另一条箴言是：国家不论大小，必须平等对待，越是小国，越要尊重。有一件事可以充分说明他身体力行，遵守这个原则。

    在周恩来到达西非加纳首都阿克拉的前几天，发生了谋刺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博士的事件。加纳人口八百万，同当时的北京差不多，面积略大于河北省。恩克鲁玛为了欢迎中国贵宾正在作最后的准备。出于安全考虑，中国方面的工作人员中有人建议考虑推迟或取消这次访问。总理不同意。他说，东道主越是有困难，他们就越是需要支持，我们就越是应该按原计划进行访问。为了确保恩克鲁玛总统的安全，他要求礼仪从简，取消通常的机场迎送仪式。他还提出，预定举行的会谈、为他举行的宴会和其他活动，都在加纳总统居住的城堡内举行。他对自身的安全却置之度外。

    他对苏丹的访问与加纳之行情况截然不同，但也极好地说明了他的这个特点。苏丹政府曾提议周总理和东道主从机场到宾馆一路上乘坐敞蓬车，让首都人民一瞻中国贵宾的丰采。当时苏丹局势相当动荡，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表示异议，改变了计划。周总理得知后，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顾虑过多，指示他们同苏丹官员在他离开该国那天安排从宾馆到机场乘敞蓬车，以挽回影响。这仅仅是为了礼仪吗？从表面上看，是这样，但是作出这个决定的涵意远超过礼仪方面的考虑。这样做是为了表示声援一个处境困难的被压迫国家的领导人。

    周总理在他所访问过的国家中，给人们留下的难忘的印象是他平易近人的作风。他总是不忘记普通人。每次访问结束时，一定要找到汽车司机、宾馆和饭店的厨师、机组人员和保安人员向他们告别，感谢他们使他进行了愉快的访问。使采访此行的记者感到十分诧异的是，他对新德里中国大使馆雇佣的所谓“贱民”表示特别关怀，同他们逐个握手，通过握手，对他们的境遇表示了同情。印度的“贱民”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从事打扫厕所和擦洗地板等被视为最卑贱的职业。他们是一群被社会摈弃的人，除了自己种姓内的人以外，谁也看不起他们。

    在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中，周恩来是同苏联领导人直接打交道最多的一位。五十年代初，他在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过。他认为，斯大林尽管有种种缺点和失误，但他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强烈反对赫鲁晓夫集团辱骂这位已故的苏联领袖，并且当面指出，他们执行的政策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周恩来有一次在莫斯科当面项撞赫鲁晓夫，反对赫鲁晓夫集团以老子党自居，摆出一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代言人的架势，他还斥责赫鲁晓夫荒唐地把苏联的一切过错都归咎于斯大林一个人。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东欧发生了两件震动世界的事件。一件是在波兰的波兹南发生的群众示威，一件是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叛乱。这两个事件都是赫鲁晓夫集团推行“非斯大林化”所造成的恶果。波兹南事件的起因是波兰工人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不满上街游行，以示抗议；而匈牙利发生的则是一场反革命暴乱，又因国外敌对势力的侵入而更加复杂化。在波兰事件中，赫鲁晓夫调动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要用武力威胁波兰，对于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他却惊慌失措，经一阵犹豫之后才出兵帮助匈牙利人民镇压了叛乱。

    周恩来一九五七年一月访问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讨论东欧局势。他严厉批评苏联领导人干涉波兰内政，挥舞大棒阻挠一切违背克里姆林宫意愿的政策或行动方针。

    访问莫斯科之后，他又去波兰和匈牙利。他不避艰险，来到反革命暴乱刚刚平定、枪声还隐约可闻的匈牙利首都，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展开了紧张的工作。他在布达佩斯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表讲话，祝贺匈牙利人民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粉碎了反革命复辟的阴谋。他同时指出：“中国人民完全理解匈牙利人民对于过去领导者的严重错误所感到的不满。匈牙利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要求纠正这些严重错误……要求匈牙利在民族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团结和友好合作，这些要求是完全正当的。” 注【《关于匈牙利事件》第12212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这篇激动人心的演说使一些匈牙利老共产党员不禁热泪盈眶。

    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论战使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分歧于一九六○年公开化。赫鲁晓夫集团对中国施加压力，企图压服中国追随苏联的路线。突然间，撕毁了同中国政府签订的几百个协议和合同，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停止供应重要设备。更有甚者，苏联还向中国逼债，要中国偿还朝鲜战争期间的借款。

    赫鲁晓夫以为自己已掐住中国的脖子，因为一九六○年中国的农业歉收，中国处在非常困难的时刻。

    但是，作为政府首脑的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制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组织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努力工作，战胜困难。于是，情况开始又好转起来。到第二年十月周恩来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时，中国在经济上已渡过了难关。

    第 9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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