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10 章

    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10 章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集团又一次大肆诽谤斯大林。这位已故的领袖不仅成了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攻击谩骂的对象，连他的棺材也遭到亵渎，迁出列宁墓。周恩来向赫鲁晓夫及其同伙表明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他带领中国代表团到红场，向列宁陵墓献了花圈。接着他找到了斯大林的新的安息地，献上一束鲜花，以表示对亵渎斯大林的人的蔑视。花束缎带上写着：“献给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约·维·斯大林”。周恩来在献花以后便中止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会议，提前离开苏联回国。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乘坐的“七六年精神号”专机在北京机场降落，开始了他在结束访问时所说的“改变了世界的一周”。那天，七十三岁高龄的周恩来总理笔挺地站在舷梯旁，迎接踏上中国国土的第一位美国总统。但是，人们哪里知道，这位服装整洁、形容虚弱、站立在二月刺骨寒风中的周总理是个身患重病的人。一九六六年以来，他一直患心脏病，此时又患了癌症。慈祥而机敏的面孔显得分外憔悴，说明他的健康状况不佳。

    但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件。它是长时间的紧张谈判和各自相让的结果。这个联合公报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象一般国际协议那样，用一些空话和套话掩饰谈判过程中未能解决的分歧，而是罗列和阐明两国间的分歧之点和一致意见。讲到分歧和争论的问题时，一律以这个公式开头，“美方认为”或“中方认为”。签署公报的双方用这种方式表明哪些问题未能达成协议。

    这一切使人想起周恩来在一九五五年的万隆会议上采取的方针——求同存异。《万隆会议公报》与《上海公报》不同的是，《万隆会议公报》没有把分歧写进去，而《上海公报》则罗列并详细说明分歧所在。于此，周恩来的外交家本色又一次显露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双方剑拔弩张地对峙了二十年，自从五十年代初朝鲜战争以后一直不停地以激烈的言词互相抨击。因此，要使美国总统和中国总理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午有历史意义的握手，能够融化多年互相敌视造成的僵持和互不来往的状态，中美两国都必须做许多工作来消除多年形成的对立，向人民解释在中美关系中掀开新的一页的必要性。

    尼克松向美国人民解释了与中国领导人进行对话的重要意义，他希望结束大陆中国孤立于他所谓的“世界大家庭”之外的状态。

    在此以前，毛泽东通过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向美国公开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如果尼克松有意，欢迎他以总统身份，或者以旅游者身份访问中国。 注【外交部理论学习组：《学习周总理的光辉榜样，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而奋斗》，《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一辑，第170页，人民出版社。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载1971年4月30日美国《生活》杂志。】

    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务院抓住时机教育全国人民，要看到国际局势中不断变化的因素，这些变化要求探索一条使中国与美国恢复接触的新途径。政府向人民广泛传达了介绍美国基本情况的报告，并解释为什么邀请尼克松总统作为政府的客人访华。因为，如果事先不让老百姓有充分思想准备，他们将很难容忍这个“头号帝国主义者”作为上宾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宴会。

    在中美实行和解之前相当一段时期，中国、苏联和美国的三角关系确实发生了某些变化。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虎视耽耽，使紧张的中苏关系濒于破裂。当时的国际形势使得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有可能从对抗转化为缓和。因此，这个弯子是不太难转过来的。

    一开始，中国给予美国客人的接待是有节制的，客客气气，合乎礼仪——这是很自然的。二十年积累起来的敌对情绪，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而且，两国当时还没有外交关系，彼此没有正式承认。但是，在美国总统到达后几小时，毛泽东主席突然安排会见他。这表明，东道主准备给予美国客人很高的礼遇。关于尼克松在北京的第一天的报道和第二天《人民日报》配有六幅图片的版面，说明对美国客人的接待比最初设想的要热情一些。周总理也在注意选择适当的时机，逐步增加接待的热情，来反映这种情绪。在尼克松一行访问的第三个晚上，总理请他们到新建的体育馆观看乒乓球表演赛和体操表演。座无虚席的体育馆里不时爆发出掌声。那协和一致的掌声，既是向表演者喝采，也是向贵宾表示欢迎。在观众的心目中，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官方代表团已经莅临了。

    周总理不辞辛苦地作出精心安排，使客人有宾至如归之感。同尼克松的谈判分别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和美国总统住地钓鱼台国宾馆轮番举行。当尼克松站在宾馆门口迎接周恩来一行来举行会谈时，必然有一种感觉，仿佛他是在自己的官邸接待中国客人。

    如前所述，周总理始终要保证来访客人都没有“一人向隅”之感。毛主席会见美国客人时，威廉·罗杰斯国务卿没有在场，举行重要会谈时坐在总统旁边的是国家安全顾问亨特·基辛格。尼克松的访问临结束时，周总理特地前去拜会了罗杰斯先生。这感人的姿态，正是出类拔萃的外交家周恩来的特色。

    第是由毛主席草拟、周总理题写的。可以说，这个纪念碑是他们合作共事的一个象征。

    早在二十年代中叶，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发动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时，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广州便有了来往。但是，他们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却是一九三四年秋红军被迫放弃江西根据地进行长征之后几个月才开始建立的。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第五次反“围剿”与长征中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并改组党的领导机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注【王稼祥当时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一位副主席，他较早认识到李德等人在军事方面的错误。在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战役中，王稼祥身重伤，在长征中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只好被人用担架抬着行军。恰巧毛泽东这时因病也躺在担架上。两人一路走一路交谈。王稼祥对毛泽东说，事情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应该把李德和那些同他持相同意见的领导人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毛泽东同意王稼祥的意见，强调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于是他们谈起要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另外一位军委副主度周恩来，同李德经常有接触，对他在军事上独断专行很不满。周恩来经常对李德的意见和决定提出异议，并且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和长征中，同李德多次进行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据伍修权（他在长征中担任过李德的翻译）说，周恩来有时直接用英语同李德争论。见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遵义会议文献》第112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九七四）主张取消秦邦宪（又名博古）（一九○七——一九四六）和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奥托·布鲁恩（又名李德）（一九○○——一九七四）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对军事上的失利负有部分责任（不是主要责任）的周恩来同意王稼祥的意见，用他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威望，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支持毛泽东。从此，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的名望高于毛泽东，在社会上也是一位更有名气的共产党人。但是，在同蒋介石长期斗争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保卫根据地、反“围剿”战役中，周恩来开始认识到，毛泽东富有创造性的战略——把农民组织起来，以农村包围城市——是挽救中国革命的唯一办法。他认为，只有毛泽东能使红军重整旗鼓，也只有他能扭转局势。周恩来对毛主席的杰出才干深信不疑，服从他的领导，自己甘愿做他的助手。从一九三五年开始，由于周恩来的强有力的拥护，加上无数久经考验的同志全心全意的努力，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

    周恩来和毛泽东都是南方人，但是他们的出身很不同。周恩来祖籍是浙江绍兴，他的父亲是旧官吏，自己是家中的长子。他出生时，家道已中落。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过书，后来先后到过日本、法国和德国学习，在欧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周恩来早年就受到外国的影响。

    毛泽东出生于堪称鱼米之乡的湖南韶山一个中等水平的农民家庭。他很熟悉农村，深知土地的价值。大多数湖南人爱吃辣椒，毛泽东也不例外。他从童年时起就得下地帮助父亲干活，在家里点着油灯断断续续读了一些书。后来才进入省会长沙的一所正规学校。以后他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图管理员。毛泽东酷爱读书，但受正规教育的时间较短，他基本上是自学成才的。他在青年时代从未离开过中国。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通过阅读书报和杂志获得的——先是在长沙的湖南省立图书馆，后来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注【根据杨昌济教授（后来成为毛泽东的岳父）的推荐，毛泽东在一九一化大革命”期间也未间断。他希望能直接阅读一些用英文写的外国哲学原著。

    他们在青年时代都有从事新闻写作的经历，而且都能写一手好文章。全国解放后，毛主席偶尔还为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写文章，而周总理主要是抓重要文章的审定工作。《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特别是有关对外政策的社论时，常常是总理审批校样，检查标题甚至版面。为了让总理赶在凌晨一两点钟报纸开印之前审阅大样，有时不得不打断他同外国记者的谈话。实际上，周总理会见记者一般都安排在晚间，因为他善于在夜里工作（毛主席也是这样）。这是打游击的年代形成的习惯，当时党的领导人白天忙于指挥作战，夜间阅读和处理文件。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几年里，总理因患病不得不放松对宣传工作的领导，于是江青一伙人就利用新闻工具为他们的夺权阴谋服务。

    在世界上共同执掌最高权力的人们中间，恐怕很少有象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在性情上那样截然不同。他们的年龄只相差五岁，属于同一代人，但是不同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养成了不同的气质。毛泽东为人果断、有魄力，周恩来处事慎重谦让。毛泽东质朴而直率，周恩来文雅而机敏。毛泽东幽默风趣，常用讲笑话的方式说明问题，周恩来则更喜欢摆事实讲道理，以阐明自己的见解。毛泽东往往一时兴起断然采取行动——例如一九五化的一部分已存在了几千年。此外，由于毛主席确有功绩，人民真心崇拜他，把他当作英雄，而人民的崇拜使他陶醉，结果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就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国出现的许多灾难的根源之一。

    毛主席在晚年喜欢与同一代人中一些保守色彩较浓的人物交往，在他的私交中，他很器重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

    周恩来是统一战线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同各行各业、各种年龄的人都有交往。他乐于同文艺界和体育界人士交朋友，也喜欢聆听各方面有专长的学术界人士的谠言高论。很难想象，毛主席会象周总理那样特意同日本乒乓球运动员松崎君代交朋友。

    毛主席有他的偏爱，也不隐讳他喜欢做什么或不喜欢做什么。在七十年代去世的政治局委员中，他只参加了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为陈毅元帅举行的追悼会。他常常同陈毅就写五律、七律诗交换意见和通信 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用第一版一整版发表了毛泽东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写给陈毅的信。毛主席在信中同陈毅探讨了诗词问题。这封信的影印件也同时发表。】。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周总理不断设法保护陈老总，但是这位老帅还是蒙受了许多屈辱。也许是出于内疚，毛主席采取了不寻常的做法，亲自去悼念陈毅。

    毛主席有一次浮想联翩，对自己作了直率的剖析。他说自己兼有“虎气”和“猴气”两种性格——“虎气”为主，“猴气”为次。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九六六年七月章。在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前一段时间里，田家英曾辅导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学习汉语和历史。】田家英参加了《毛泽东选集》前四卷的整理出版工作。

    田家英，中等身材、体态丰满，象多数四川人一样，是个十分健谈的人。他出身贫寒，从小失去双亲。童年时代他在一家中药铺当学徒，懂得生活的艰难。田家英是自学成才的，十五岁就熟读古文，会写古体诗，不到二十岁就投身于成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是革命青年向往的地方。田家英也投奔了革命圣地。

    一九四章。在革命圣地延安，他们都经过整风学习，有作调查研究的习惯，不喜欢也讨厌听那些空话、大话，很看不惯那些吹牛逢迎的势利小人。本着这个精神，他们常常在一起回顾往事，议论进城之后在政治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

    田家英对李锐说，陈伯达经常在中南海向他探听消息。对这样一位无论年龄还是党内地位都比他高得多的人，仅仅因为自己是主席的秘书而同他拉关系，田家英感到非常不安，也非常反感。陈伯达经常向他打听诸如这样一些问题：“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田家英和李锐厌恶这种察言观色、看风使舵的投机分子。 注【李锐：《怀念十篇》第54页，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化大革命”中他的真面目又暴露了出来。

    在那些注意农村情况的人看来，在不到八个月的时间里，“大跃进”的恶果已经越来越明显。田家英在四川深入调查了一个县的情况。基层干部对他说，他们被迫说了假话，虚报了产量。实际上自从“大跃进”开始以来，已有不少农民饿饭。

    一九五九年，党中央在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前夕，田家英向毛主席汇报了农村形势。当时在工业部门工作的李锐汇报了工厂、矿山和运输系统存在的问题。主席同田、李等几个人开了三次气氛活跃的“神仙会”，征求他们的意见。李锐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准备纠正“左”的错误，列出了准备提交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的十九个问题。

    正当大家准备讨论党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实行的错误的极左政策时，全会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是因为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那封写给毛主席的著名信件，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毛主席不以为然，七月二十三日要求中央委员们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他的“反党活动”。 注【《彭德怀自述》第276页，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7)节。】

    田家英和李锐听到宣布这个决定时都愣住了。如果党不打算纠正极左错误，而是要整那些持稳健观点的同志，这两位年轻人想，那只好请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我们了。

    作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很了解主席，他很尊敬主席，但没几个人能象他那样一针见血地指出主席的优缺点。据他的朋友李锐说：“家英当年跟我谈过，如果允许他离开中南海时，想提三条意见。”提什么意见呢？最后一条：“不要百年以后，有人议论”。田家英看得远，他考虑的是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这表明他对党的领袖的关心和爱护。不幸的是，在庐山会议期间李锐向一位密友悄悄地透了点风。不料私下的谈话传播开来，一位中央委员在全体会议上提出这件事。田家英的一番好意却被完全歪曲了。这件事最后没追下去，田家英仍继续当毛主席的秘书。但是，他在中南海的处境从此大大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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