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15 章

    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15 章

    正当王定国松了口气，轻轻拍打沙发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她一下子紧张得哆嗦起来，连电话都不敢接。大约一分钟后，她才拿起话筒。电话中传来的声音是：“喂、喂，你是谁？你是哪一位？喂！”

    她紧张得连气都不敢出。接着，一刹那间，她听出了那个熟悉的声音。

    “是我，是我，”王定国情不自禁，哭了起来。但是她尽力克制着自己，说：“哦，总理，我回家了！谢谢您，谢谢您，我现在回家了！”

    “谢老怎么样？你要好好照顾他，好好照顾。”电话里传来了总理带着一点忧虑的声音。

    她放下电话，谢觉哉就告诉她给总理去信的事。如果不是总理过问的话，他都不敢相信王定国能再见到他。两年后，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五日，谢觉哉去世了。通常，象他这样地位的人去世，报上总会刊登一则醒目的讣告。但是，“四人帮”和他们的顾问康生规定，不准发讣告、不准吊唁、不准送花圈和开追掉会。至于葬礼，他们说，是“四旧”，必须废除。但是，总理取消了他们的这些规定。六月十九日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消息。

    谢觉哉的家属眼泪还没干，江青一伙就折磨起他们来。首先，他们掐了王定国的电话，切断她与外界的联系，想让她的生活从此失去欢乐。周总理得知此事后，让秘书把电话线立即接通；王定国家中需要什么，就给帮助解决。这位肩负着全国大事的人物仍在关心着此类区区小事。他还提醒秘书，冬天要给谢觉哉一家准备够用的煤块和蜂窝煤，使他们不致受冻。

    “文化大革命”开头几年，除了中南海那些经常见到周恩来的人以外，每天同总理接触最多的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当时傅崇碧已满头银丝。但在参加红军、进行长征时他还是个小伙子。他从士兵一直升到将军，负责首都的警备。他的职务使他经常同给江青打冲锋的“红卫兵”发生冲突，甚至同江青本人也多次正面交锋。

    傅崇碧同江青第一次不愉快的接触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当时，“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狂热阶段。“红卫兵”在深夜劫走了北京市市长彭真和其他一些领导人。江青对“红卫兵”的大胆行动，心里暗暗喜欢，把找不到彭真等人去向的卫戍区司令员奚落了一番。

    “小将们干得真漂亮！群众起来了，你们想保也是保不住的。这一下你这个卫戍司令也甘拜下风了吧！”

    不过，她高兴得太早了。傅崇碧终于找到了彭真和其他市委干部被关押的地方，并按照总理的指示，把他们送到了北京卫戍区。

    与此同时，“红卫兵”被江青和林彪怂恿得胆大包天，又因第一次冒险得逞而忘乎所以，于是竞相干出“最大胆”和“最革命”的行动来。各个组织都极力想压倒对方，看谁最无法无天，看谁能劫持高级干部，特别是那些被林彪和江青列入黑名单中的干部。北京卫戍区在宾馆的警卫人员人数不多，与大群大群的“红卫兵”简直无法相比。对这些劫持行动，傅崇碧的部下真是穷于应付。

    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是一位老红军，因公来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在林彪眼里，他不是自己人。于是林彪、江青一伙就同在辽宁的支持者密谋，先把宋任穷抓起来，然后再罗织罪名。 注【宋任穷生于1909年，于1935年9月主动自政治局退下来，以便让比他年轻的人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负起更大的责任。他现在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红卫兵”弄清了宋任穷在宾馆的行踪，在一个夜晚突然潜入大楼，直奔他住的套间。由于傅崇碧在宾馆里布置了很多警卫人员，这些劫持者知道通过楼道把宋任穷抓走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决定把他捆起来，再用绳子把他从窗口吊到地上。幸亏警卫人员及时赶来，救出了宋任穷，把那伙人赶走。

    周总理听完关于“红卫兵”没有得逞的消息之后，松了口气，关切地问：宋任穷同志挨打了没有？受伤了没有？要求傅崇碧继续做好他的安全保卫工作。

    林彪和江青也从绑架宋任穷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差点把“七·二○”事件后来京、此时也住在宾馆的武汉军区领导人陈再道和钟汉华劫走。这一次，林彪和江青调集了七千名“红卫兵”，强攻宾馆。卫戍部队寡不敌众，结果，有数百名“红卫兵”突破警戒线，冲上了楼梯。傅崇碧等立即赶到现场，根据事先得到周恩来同意的方案，把陈再道和钟汉华藏在一部不常用的电梯里，并把电梯停在革”的罪名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赶出北京。在他离开北京的那天，周总理在人大会堂为他送行。周恩来给他的临别赠言是：“要把身体搞好，要经得住考验，以后有的是工作做。”傅崇碧被送到沈阳。到达那里后，立即被捕失去自由。总理然后就尽一切努力为他恢复名誉，一九七四年，毛主席批准撤销了这一专案，傅崇碧的所有罪名一扫而光，又回到了北京。 注【傅崇碧：《大树参天护英华——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对老干部的关怀》，《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续编二，上海人民出版社。另见张万来：《“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真相》，载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侯秀芬：《访傅崇碧将军》，载1985年4月12日《北京晚报》。】

    在结束本章之时，应该对另外一个人的经历作个粗略的介绍。十年动乱中，在所有受迫害的人当中，他受到的人身攻击最多，历时最长。但是，他毫无怨言，又义无反顾地复出了，并且成为中国最有威望的领导人。

    邓小平被加上了种种“反党”的罪名，在刘少奇被打成中国“头号走资派”的同时，他被宣布为“第二号走资派”。两人在一九六六年都失去了自由，在北京给看管两年之后，又分别被发配到两个监禁地，一个到河南开封，一个到江西南昌。刘少奇年迈多病，到监禁地后不出一个月就去世了。邓小平却活了下来。

    邓小平一九○四年化大革命”中，他是第一批被打倒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也是一九七七年夏天复职的最后一批领导人中的一个。

    同周恩来一样，邓小平也在一九二○年去法国勤工俭学，活跃在海外的进步学生中，并加入了共产党。他又从法国去苏联继续学习，然后在一九二六年回国。邓小平回国后，被党派到冯玉祥的部队中工作。冯玉祥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参加了北伐战争。

    一九二九年六月，邓小平被党中央派到广西省，先后和张云逸等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他第一次“降职”是在一九三三年。由于他在党内斗争中站在毛泽东一边，被解除了职务。

    邓小平不同于二十年代从苏联回来的某些同学。那些同学对苏联的一切东西顶礼膜拜。在他们看来，北方这个邻国既然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是十全十美、堪作典范的。邓小平象周恩来一样，强调实践，强调实事求是。他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他有一句后来给他带来很大麻烦的名言，就是关于猫捉老鼠的普通比喻。邓小平说：“不管白猫黑猫，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难道有人会反对这个说法吗？有的，那些人硬说，邓小平无视政治上的差别，只从实用主义角度考虑问题。

    清华大学举办了一个“邓小平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言论”一百例的展览，来说明邓小平是个不可救药的“走资派”。学校、工厂和政府机关都要组织人去参观，看看江青挖空心思搞出来的玩意儿。

    不过，在“文化大革命”中离奇古怪的事有的是。譬如，出席公众集会的领导人名单排列次序经常变化，以显示哪些人地位上升，哪些人地位下降，哪些人得势了，哪些人倒霉了。这种名单已成为中国政治的晴雨表。一九六六年章，文章讲到这段经历。 注【毛毛：《在江西的日子里》，载1984年8月22日《人民日报》。】毛毛在这篇题为《在江西的日子里》的文章中，回顾了她双亲作为一对定性的囚犯，被拘留在一所荒芜破败的步兵学校里所过的放逐生活。在那里，派来防止“第二号走资派”逃跑的警卫监视很严。除了警卫之外，整个“学校”只有三个人：她父亲、母亲和奶奶（邓小平的继母）。他们年龄加起来有二百多岁。毛毛的文章充满感情，也尊重当时的历史。

    当时，受批判的高级干部的情况是，父母的所谓“罪行”也连累家中其他成员，不论年龄大小，无一例外。许多学龄青少年不得不按毛泽东的教导上山下乡，何时了结，通常是遥遥无期；孩子们流落各处，已无家可言。邓小平的家庭也不例外。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三位老人被遣送到江西之前，家中的人就已四散各处了。

    他们刚到南昌，在一个生疏的环境里喘息未定，省军区的负责人就到了他们居住的招待所，把他们训了一通，警告邓小平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接着，他们就被送到离南昌不远的一座早已不用的步兵学校去。那就是他们的“家”。邓小平几个人在那里艰难度日，历时三年。邓小平和他妻子都已被解除了公职，只能领到过去工资的一个零头，甚至日常生活开支都不怎么够用，只好自己做饭洗衣、清理打扫。

    三个人中，邓小平身体最好，虽然他当时已经六十五岁了。夫人卓琳长期患高血压病，母亲年纪太大了，无法承担许多家务。据毛毛回忆，她父亲挑起了最重的担子。她母亲病得不能下床，父亲还要照料她，给她端饭、送水。她奶奶做饭，洗衣。毛毛的父亲劈柴、清扫拖地、砸煤等等。

    家里省吃俭用，每月存下一点钱，好让毛毛和她弟弟回家探亲时作路费用。邓小平一家还在屋旁开了一块荒地，当作菜园，既可补充伙食，又可节省购买食品的费用。

    派来监视他们的人员，根据林彪在江西代理人的旨意，不让他们随意外出，或同外界接触。邓小平和他妻子每天上午在一个拖拉机厂上半天班。从家里步行去工厂约需二十分钟时间。下午，他们两人同老奶奶在菜园耕作。晚上，邓小平和卓琳就看书看报。老奶奶做针线活。他们在被放逐来江西之前，邓小平要求把家中大部分藏书带走，显然是准备长期过这监禁生活了。他们实在得感谢带来的这些书，因为冬季几个月，黑夜越来越长。

    据毛毛说，父亲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他在斗争的熔炉里锻炼了半个世纪，已变得非常达观，临危不惧，遇喜不亢。时运的变迁，五十年政治生活中的三起三落，充分表现了邓小平性格中这一重要特点。

    邓小平一家尽管在一个偏远的镇上，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但仍渴望了解各种消息，特别是有关政治形势的消息。他们虽说可以看到《人民日报》，听广播，但他们对外界仍无多少了解。一九七一年，九月三十日举行的国家招待会上，林彪没有露面，这特别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报纸上关于“副统帅”的一切消息都不见了。难道林彪不再出席公众集会了？北京出了什么事情？接着，十一月五日一早，邓小平和卓琳意外地得到通知，立即去工厂，厂里要传达党中央的一个文件。

    这是邓小平夫妇到江西两年来第一次被允许参加政治性的会议。这是什么预兆？毛毛很想和谁谈谈，她于是同哥哥邓朴方琢磨起这事来。（这时邓朴方和毛毛同家人住在一起，他由于受到北京大学康生爪牙的折磨，造成下肢瘫痪。邓小平请求党中央让他儿子也来江西，因为一个有残疾的人在北京一家社会救济院，光靠编字纸篓赚钱是很难维持生活的。）兄妹二人讨论着这个突然变化。但是，临近中午吃饭时间，父母还没回来。他们着急了。

    中午，邓小平和卓琳回来了。但是谁都不说一句话，因为监管人员就在周围。卓琳用肘推推女儿，两人走进厨房去。她用食指在毛毛手心写了四个字：“林彪死了。”

    当监视他们的人离开屋子，听不见他们的说话声音时，全家才开始谈论起这件关系重大的事。卓琳详细复述了工厂传达的文件：林彪和他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是如何阴谋杀害毛主席的，阴谋又怎样暴露的，他们又怎样外逃的，最后又怎样机毁人亡的。邓小平内心十分激动，陷入沉思，很少说话。他说的一句话很能反映他的性格，“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从那时起，情况开始好转。林彪在江西的那个盛气凌人的代理人给赶下了台。江西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之后，邓小平的家里来了两名领导干部，向他们表示慰问，并问需不需要什么帮助，改善一下他们艰苦的生活。这次来访后，那两个态度恶劣的监管人员撤走了。接着，在一九七二年底，邓小平夫妇被安排游览井冈山。当年毛泽东和朱德在白色政权包围下在这块险要山地用枪杆子创建了独立的红色政权。他们又故地重游，来到三十年代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

    一九七三年二月，党中央通知邓小平夫妇回北京。二月二十日，邓小平一家在过了三年监禁生活之后，坐火车回到首都。两星期后，三八国际妇女节那天，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邓小平在会上露了面。接着，他又作为总理的第一副手开始掌管国家大事。一九七五年，周恩来病重，他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代行总理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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