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27 章

    尘世·挽 歌 作者:土家野夫

    第 27 章

    不管怎么样，我到这里已经整整一个学期了，生活在经历了一个巨型转弯之后，震荡和晕眩都还没完全平复下来。短暂的出去走走也许会有好处。

    祝各位每天进步！

    五

    马建中是个儒雅的藏族知识分子，我奇怪他为何叫这个名字，他说上小学时，他们那个霸道的汉族老师喊不清楚藏名，就直接给每个孩子命了个意识形态很浓的汉名，入了学籍，只好用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何这里许多藏民都用的是汉名，这是一个时代的伤痕啊。

    他就生长在迪庆.他说小时候就一心想考出这大山，他认为凡是能到北京去的就肯定是伟人。后来他考进了北京，觉得很失望，就想再走远些，又到美国读博，读完了还是发现没意思。后来他联系了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又受命回到了故乡。他终于重逢卡瓦格博神山时，跪倒尘埃，放声大哭起来。

    该协会的总负责人是美国现任财政部长，曾经许多次以民间身份来考察本地，和他在一起吃每餐三五元的饭食。他说本来是大自然在保护我们人类，我们岂敢妄谈保护自然。他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给每个神山修传－－把老百姓世代相传的对自然的敬畏传下去。这样一种文化深入民心了，还需要你去圈地设网保护吗？

    他的教育本不嗜酒，也许见到几个还能勉强理解他的人，便不免多了兴致。那夜他与我推杯换盏，又不断地高唱藏族歌曲，最后被扎西扶了回去。

    他的妻子在昆明，他本可以在都市像许多海龟那样，做买办或者政府高参，混一个富贵荣华。他却回来了，在这样一个寂寞小城，默默地完成着自己良心的使命。我常想，有勇气不衣锦也还乡的人，是真正的高士。相形之下，我见出自己的小来。

    六

    夜里回到小城，大家谈兴犹浓，不忍散去，遂决定再到酒吧继续喝。

    酒吧是藏式的，是伦布的妹妹开的，一个戴着眼镜的藏族姑娘我很少看到。恰好那天是伦布的生日，大家买来蛋糕又开始狂欢。伦布和扎西都是那种很腼腆的男人，我们这一伙则迹近土匪。但酒是一种燃料，对各个民族的男人皆有殊效。

    我非常喜欢藏族歌舞，更欣赏他们随时想唱就唱的那种自然。扎西和伦布起舞开唱，然后又把歌词翻译给我们

    我喜欢白色上面再加一点白

    就像晶莹的雪山走过一只岩羊

    我喜欢绿色上面再加一点绿

    仿佛翡翠的松林落下一只鹦鹉

    我对藏族民歌的歌词情有独钟，是因为他们总有一些奇怪的想象和修辞，比如：当雄鹰飞过的时候/雪山已不再是从前的模样/因为他那翅膀的阴影/曾经抚过了石头之上。这种民歌和我们内地相比，明显具有许多现代诗歌的味道。

    我们的歌声吸引来了一对藏族父子，他们衣衫褴褛、满面风尘，抱着弦子来要求为我们弹唱。他们来自遥远的后藏的日喀则，一路行吟卖唱只为要来转一转卡瓦格博神山。现在他们的心愿已了，要唱出回家的路费。他们的歌声更为苍凉嘶哑，那个小男孩的嗓子发出某种奇怪的弹音，令我心酸不已。在藏地，你随时可以邂逅这样的朝圣者，他们用一生的积蓄，用漫长的时间，去千里万里地完成一桩你难以理解的心愿。面对这样的大地苍生，你无法不俯首低眉。

    七

    我们五个男人，分住三间房，其中必有一间多出一张床，正好可以安置财鱼。但问题是谁去当这个驴友，谁敢冒这个风险要么独占春色，要么备受熬煎这实在是个赌局。因为这不是可以事先和鱼商量好的问题。

    钱钟书先生描写过"甲板上的爱情"从一个码头开始，到下一个码头结束这或者是今天许多背包客的暗怀动机，但我们又与此不太相同，这是个天外来客，而且我们哥们之间又太熟悉。既难以高尚到让贤，又不会卑鄙到抢先，还不会平庸到互相比着坐一晚上，那该如何是好?鱼已经拿着钥匙牌先走了，大家看着剩下的钥匙发笑。

    酒不能再喝了，明天还要赶路。大家开始讲黄段子营造气氛。范稳说一个大车司机独自开车从德钦到香格里拉赶夜路这是一条孤独危险的路果然他就遇见一个藏族汉子拿枪横在路上。他只好下车给买路钱，可人家不要。他问要啥，人说把你那东西掏出来，他只好掏出，人说打个手铳，他只好打出来。然后说可以走了吧。人说再来一次，没办法只好又来一次。人问爽吗，爽。再来一次，他说哥，实在不行了，你把我杀了吧。那劫匪吹一声口哨，从林中出来一个绝色美女，匪对司机说你，把她带到香格里拉去，她是我妹妹。拜托。

    大家大笑，好主意，可谁愿来扮演那个可怜的司机呢?

    革前在县里读过初中。因为信教，也因为出身富农，年轻时吃过许多苦头。90年代，政府落实部分宗教政策，拨款维修了教堂，由于昆明教区派不出神甫，就委托他负责管理。无论政教两方，皆无任何经济补助。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当然也自愿为主服务。

    他有一女两男，长女就翻车死在这条路上，留下一个被医生打针打傻了的儿子由他这个外公抚养。长子叫约翰，次子叫彼德，当然都是教名，用的圣徒的大号。他家两栋二层木楼围着个小院，四面皆种着各种果树。院子下是牲口棚，喂着猪牛。在当地，这就算中等人家，有一份自足而体面的生活。

    楼上有客房，因为近几年来参观教堂的游人多了，他家还兼作客栈，在留言簿上被称做红玫瑰。名字由来是他家自酿的红葡萄酒非常好，且一直栽种的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带来的红玫瑰品种。屋顶上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有专门的盥洗室，只是厕所和所有的农家一样，难以下派。

    九

    从吴家到教堂约两公里，整个村子也就沿江散居着，不到100户人家。村中有藏，纳西，傈僳，白，回，汉等多个民族，以藏为主。共同通用的是藏语。信天主教的占九十多户，信藏传佛教的有几户，东巴教由于信众少，在文革中被基本打压，现在难以恢复。有一两家分别信天主和佛教，却也互不相涉，可以和谐共处。

    虽然没有神甫，村里至今仍保持每周日到教堂做礼拜的习惯。凡是重大的教节，则更要举行隆重的集会。没有神职人员，村民则自己推举年老且还仍能使用藏语讲经布道的乡亲，自行组织，经年不废。吴老汉对此忧心忡忡，会讲的老人日见稀少，他们又没能力再将这些经书翻成藏语，用汉语讲本当地人又听不懂，这一线教脉他不知如何才能世代相传。

    他对我说——托主的福，他家年年果粮丰收，他还成了州政协代表，去过一次北京参观。他希望教区能早日派来神甫，但现在，他只能用汉语来记录那些老人的藏语经文。他拿给我看那些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汉字藏音玫瑰经，我竟然如对天书。我为老人的可怜努力深深感动，我想假使罗马教皇知道在遥远的东方佛地，还有这样一个藏族农民，在执著地传播他们仅知的那点福音，他是应该为他封圣徒的。

    教堂是村民相对集中的一个地方，旁边还有一个香港富婆捐赠的小学，孩子们在其中歌唱。教堂完整地保留着它的法式建筑风格，进门是四层高的钟楼，然后是可容百人的殿堂及讲坛。彩绘玻璃窗和顶棚都基本完整，耶稣和圣母等塑像仍然各归其位。每个地方都干干净净，可以看出老人的深心爱护。庭院里还空着许多房子，院墙都是大理石，在100年前这样一个闭塞的小村，我难以想象那些法国传教士曾经怎样的困难才完成这样一个不朽的建构。

    教堂前和右边是几亩地的葡萄园，那些来自法兰西的种子至今依旧在这片土地上开花结实。园子中还有几棵大树，浓荫覆盖着两所小坟——都有石碑，一有名，一无名，但他们都来自法国。

    十

    我在那神甫墓前仔细辨析着那些斑驳歪斜的铭文，显然这是后来补刻的.村民只知道其中一位叫伍许东［汉名］，卒于１９２１年，来自法兰西.另一位据说逝于４０年代，烽火乱世，连名字也不曾留下.他们的故土则肯定早已遗忘了他们的一度存在，不知罗马教廷的陈年档案中，是否还有他们灰暗的记录.

    伍许东应该就是最早来到茨中的那位神甫，但他不是最早走进这片河谷地带的使徒.早在１８６４年左右，这里就由天主教康定教区派来了首批传教士，并在旁边的巴东和茨姑两村设立教堂.我今天已无法想象，那些使徒是怎样在这片藏秘的古老土地上落地生根的.因为即使眼前，藏民对佛教的虔诚崇信都是深入骨髓的，几个形貌古怪语言简陋的洋人，何以敢在此地来吸纳信徒.

    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个所谓文明世界的基本冲突，依旧还是宗教的冲突.连同一教里的不同派系，彼此也打得一塌糊涂，更不要说横跨欧亚大陆的两种完全无关的宗教.当年的罗马教廷在最初了解到西藏这块神秘大地及其秘宗信仰后，是决心要再次东征，将自己的一神论推广普及到他们眼中的蛮荒之地的.他们从各国招募自愿者［神职人员］，送到打箭炉［康定］培训，学习汉语和藏语及礼俗，然后从川滇两路出发，一站站地设堂传教，向拉萨合围.

    虽然他们不再采取当年十字军的野蛮血腥方式，虽然佛教又天生具备忍辱包容之心，但毕竟从种族，文化，习俗，语言到宗教都相差太大，最初的矛盾必然在所难免.于是，到汉地开始闹义和团要灭洋扶清时，这里也莫能外，也开始烧教堂驱洋人了－－－史称＂维西教案＂和＂阿墩子教案＂［德钦古名］.

    这是１９０５年的往事.后来的情形和汉地无异，清政府派兵弹压，云南出让采矿和开办铁路权，赔款重修教堂.于是，伍许东被派到了这片满目创痍的澜沧江河谷，他要在那些还在渗血的心灵上，重建他的天堂.他放弃了原先的旧址，看中了茨中这片上帝的小土地，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筚路蓝缕.

    十一

    2000年10月，罗马教廷为在中国前后死去的200多传教士封圣——这只是众多死者的一部分。他们有的死于老病，有的死于教案，还有的被新政****。我国政府对此提出严重抗议，指责那些人多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先锋和走卒。

    这，正是我们迄今仍然坚持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由于多年定于一尊的教育模式，这种观点已经深入广大人心，成为我们所谓的爱国主义标尺之一。谁想在此问题上做翻案文章，那肯定是徒背朝野骂名。

    那么，西教[此处仅指天主教和基督教]究竟是从何时又是如何进来的呢?为什么它让国人误解甚至衔恨至今?我们不妨来简单回顾一下这段中西宗教交通史——

    零星的资料认为汉朝即有耶稣的门徒来到华夏，而信史则公认在唐朝贞观年间，那时叫"大秦景教"。大秦即罗马也。之后一直未断希望前来布道的散客，到了明朝，利马窦，汤若望等教士，终于渐渐摸清中国人的脾性，通过向皇帝行贿小礼品，带着一点科技，天文和医学知识，开始敲开了宫廷的大门。传教得以合法进行，大臣徐光启等也曾受洗，传教士才开始批量进入。

    到清朝康熙帝，因为偶像和祖宗崇拜问题，儒生们觉得西教会破坏中国的人伦传统，开始和传教士吵架并向皇帝告状。康熙帝难辨是非，干脆禁止外人来华传教。一直到道光年间，教士们都只能悄悄在澳门活动，偶尔到广州私下传播一下。

    鸦片战争本与这些罗马使者无甚鸟干系，但其结果却是在清廷割地赔款的前提下，还必须允许各国传教士自由传教——这就难免把西教一下子栓上了耻辱柱——他们是和鸦片及坚船利炮一起被强行推进来的。更有个别教士因为精通英汉语言[那时这样的主儿不太好找]，被拉去做了不平等条约的书案，这就似乎更难辞其咎了。

    可是有几人知道，绝大多数传教士都是反对英国的对华鸦片贸易的。正是他们在民间看见这一毒品对生民的祸害，才屡屡发表报告，向英国议会及国际社会揭发和抗议，最后导致英国决定在1908年终止鸦片贸易

    第 27 章

    恋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