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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间到了夏天。
    今年的夏天,太阳分外地毒,烤得路上的趟土冒着咝咝的白烟。猪呀鸡呀,一个个躲到墙根下去乘凉。热得无处藏身的老牛,嘴里扯着长长的黏糊糊的液体,赖得甩一下头。整个夏天,没有下过一滴雨,庄稼被太阳晒得耷拉下了枝叶,水渠上裂出了干涸的大口子。上游没有一滴水,全凭地下水在维持,机井已打到了一百多米,抽上两天就没水了,不要说浇庄稼,人畜饮水都成了困难。很显然,水的问题已成了至关重要的大问题。红沙窝村的人开始着急了,没有水,这不是要人的命吗?靠庄稼吃饭的农人们早早地就开始发愁了,像这样的光景,不要说收入什么,连各种费用都缴不起了。好在有锁阳的工程队和天旺食品加工厂做依赖,强壮劳力可以出去挣几个零花钱,姑娘媳妇们可以在食品厂挣一份工资。否则,还不知道这日子咋过,愁都能把人愁死。
    水荒频频告急,县上组织了专家来考察,专家们考察完了,几乎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土地负担过重,要适当地疏散人员,减轻土地的负担。这就意味着说,红沙窝村要向外移出去一部分人。消息传来后,红沙窝村沸腾了,这怎么行?我们祖祖辈辈生活了多少年,让我们当移民,这和当讨吃有啥区别?不去!不去!金窝窝银窝窝,不如咱的土窝窝。不去就是不去。不去了,也没有人强迫。可是这一年的收成却明显地不行了,连毛共肚算上,还抵不上交七七八八的费税,再除去投入,不但没有获到一分的利,还在倒赔。这就是说,劳作了一年,不但没挣,反而赔下了。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农民呀,有啥当头?没当头了,真的没有当头了。但是,你生来就是个农民,你不当,让谁当?收成成了这样,日子都过不下去了,有的人就想赖着不交税,但是,你想赖,也由不得你,镇上有的是办法。镇上让农村信用社给你放贷款,只要你签了字就行。贷款当成了税收,转到了镇税务所的账上了,贷款你就背上了,今年还不了,明年再还,一年又一年,旧的贷款还没还完,新的贷款又给你贷上了,而且利息给你越累越多。这日子,越来越没法过了,真是没法过了。
    红沙窝村完了,没水了,不完也由不了它。水是人类的命脉,也是红沙窝村的命脉。命脉断了,想活也活不成了。沙子就想吃她。过去,沙子就想吃,东面的腾格里,西面的巴丹吉林,天上飞过来的沙,地上生出来的沙,都想吃她。那时,红沙窝还像个村,绿汪汪的一片,树木旺,水草旺,人气也旺。村子的周围,东有柴湾,西北有防护林带,风沙想吃,却吃不了。现在不同了,村子枯了,没水了,祁连山的来水被上游掐断了,地下的水被人咂干了,咂到了一百多米深,庄稼不够吃,人和牲口吃水也成了问题。村子的命脉一断,村子就完了。树死了,田枯了,地干了,沙起了。风一来,天上的沙与地上的沙连成一片,腾格里的沙与巴丹吉林的沙卷到了一起,就扬了来。扬过一次不算啥,扬过两次也不算啥,扬过几十次就算啥了,扬过几百次就更算个啥了。就这样,村子就被沙给慢慢地吃了。
    到了冬闲,县上镇上来了工作组,开始给红沙窝的村民做工作。树挪死,人挪活,新疆那边我们已经联系好了地方,那可是个富窝窝,不愁没水,只愁你下苦不下苦,只要下苦了,就能过上好日子。并且,谁要是移民,政府还要发补助金,每一个人二百四十元。如果现在不移,等以后实在过不下去了,你再移,恐怕就没有这么好的优惠条件了。县上来的领导还说,过去,你想移,我们也不让你移,现在不同了,没有办法,地下没水了,你就得移。你不移,吃啥呢?喝啥呢?总不能活活等死吧?同时,新疆奎屯的接受方也有要求的,不是随便你想去他们就要。他们要求年龄必须在三十五岁以下,年龄再大的还不要。
    工作组的工作做得很扎实,做完了,人心开始浮动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咋办。也有欠下税款多的,就想一走了之。于是大家私下里一串通,就串通了十多户。有了这十多户还不够,红沙窝村至少要移走三分之一,这就是说,要移走三十多户。工作组又开始做工作,走家串户,一家一家的了解情况,做工作,这么一做,真的做通了,又增加了二十多户,算起来,也就是三十多户了。这三十多户,就这么定了,让他们最后再在红沙窝村安安稳稳过个年,等过完了年,到开春再移到新疆去。
    这些天来,杨二宝的心里也很毛躁。他的二娃天盼也报了名,决定要移到新疆去。田大脚每每提起,就哭哭啼啼起来,说一大家人过得好端端的,这一分,不知哪年哪月才能见上面。田大脚一哭,杨二宝的心就乱了。他何尝不是这么想的,何尝不希望儿孙绕膝?多年前,他雄心勃勃,投资几百万,想成为荒漠上的巨人,成为新时代的农场主,甚至还想到了将来怎么封子荫孙。可是,世态的变化发展由不得他,美好的梦想,就像肥皂泡一样,化作了一个个五彩缤纷的气泡,最终烟消云散了。前头的路怎么走,有些事儿是说不清楚的,真的说不清楚。既然政府让搬迁,就一定有搬迁的道理,走就走吧,不走,守下又能怎么样?他还是同意了天盼的决定,想去闯,就去闯闯也好。但是,一想到从此天各一方,心里还是免不了难过。想想自己,已经老了,不球中用了,只要儿女们能过得好一些,他就心满意足了。女儿女婿的生活还算可以,不用他担心,天旺的厂子虽然没有被关掉,但是,揽过了他的债务,还是有些吃紧,如果按过去的势头发展下去,也不愁还不了那点债,问题是,随着大环境的变化,将来也很难说得清呀。他最担心,最牵挂的还是天盼,到了新疆,还要安家,还要种田,人生地不熟的,咋渡过难关呀?
    有些事儿,不能细想,细想了,越想越想不出来个眉目,越想越毛躁。过吧,别人能过去,他们也能过去。这日子,本来就是过出来的,而不是想出来的。
    杨二宝心里难受,天旺的心里也同样难受。只是难受与难受不一样。作为兄长,他也不想让弟弟一家三口搬迁走,当听到天盼报名要迁移后,也曾有过一阵揪心的痛。回想自己,作为兄长,给予弟弟的关爱实在是太少了。天盼小的时候,有妈妈和姐姐庇护着,到大了,由父亲庇护着。到后来他办了厂子,天盼忙在农场里,两个人各干各的,来往都很少,更谈不上对他的关心。他甚至还在想,他对弟弟的关心还抵不上对小山东一家的关心。去年厂子被法院封了后,他让小山东走,小山东却不走,等一切趋于正规后,他想留小山东,小山东却要走了,说他回去后也想办个厂子,他只好送走了他。人生中,没有不散的宴席,来来往往,聚散都在一个缘字。小山东走后,他想让天盼过来干。可是天盼却不想到厂里来。天盼说,哥,你为家里承担了所有的债务,我什么忙都没有帮上,心里本来就感到惭愧,再给你添麻烦,这让我的脸往哪里撂?天旺说,看你说到哪里去了?我们虽然分了家,毕竟还是亲兄弟,怎能说这见外的话?天盼说,你就别为难我了,我还是种我的地吧。天旺一直想不通,天盼为什么这么固执,又为什么对他这么见外呢?后来他才知道,这都是他爹的意思。爹的主张很明确,生意上的事,最好不要在一块儿掺杂,掺杂到一起,日子久了,反而会生出许多摩擦,轻则相互怨恨,重则反目成仇。还是各干各的,谁好了,想帮了,给弱的帮一把,还有一份人情在,不想帮了,对方也没有怨言。搅缠在一起,本来没有矛盾的,将来也会有矛盾。天旺觉得爹的话也不无道理,既然如此,也就顺其自然了。
    现在,情况发生了激剧的变化,天盼一家将要成为生态难民,迁移到遥远的新疆去。而他的厂子,完全可以容纳下弟弟一家三口人,他不得不再一次恳求天盼别走了,来到他的厂里来干吧。天盼说,哥,我已经想好了,还是上新疆去。不知你想过没有,地种不成了,你的厂子还能办多久?
    这个问题天旺不是没有想过,他可能要比任何一个人都想得多,也想得远。从目前来看,货源还是很充足的,仅他的厂子,所需的农副产品远远满足不了这里的生产量,如果真的红沙窝村满足不了,他的收购范围将会逐渐扩大到整个沙镇,乃至周边的乡镇。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给了天盼后,天盼还是固执地说,我还是去闯闯吧,你不也是一步一步闯出来的么?老守在这沙窝窝里,也没啥意思。天盼的固执,又一次使他想起他当年出去时的坚定,一个人,当他去意已决,硬拉是拉不住的。既然如此,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他只有尊重弟弟的选择了。
    天盼决意要去,挡不住,也罢了,可是,使他没有想到的是,酸胖也报了名,也决定了要走。这就是说,银杏和飞儿也得跟了去。这个世界上,他最牵挂的人就是她们母子俩,这一走,还不知哪年哪月再相见,更不知以后道路让她们怎么去走。他听到了她们要走的消息后,几乎有点粗暴地将银杏堵截村口说:“你不能走!”
    她说:“为什么?”
    他说:“到那里,要开荒种地,你只会放牧,没有受过农田地里的苦,现在让你冷不丁地去受,你能受得了吗?你受不了的,你会被苦坏的。我把你带到红沙窝村来,就是为了好照顾你和飞儿,你这一走,让我怎么照顾你们?再说了,移民区的教育也不太好,以后对飞儿的培养教育也有影响呀。”
    银杏听了,便低了头,蝇蝇地说:“可是,他要走。我要不走,怎么办?”
    天旺说:“你给他说清楚,你受不了那样的苦,执意不去,他能怎样?”
    银杏说:“他说了,他不让我受苦,他说他一个人受就行了。”
    天旺由不得叹了一声说:“这个酸胖,不知是咋想的,我去找他,和他再说说。”
    银杏突然仰望着他,恳求说:“你别……别去找他,找也没用。”
    天旺从她的口吻中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劲,他似乎觉得银杏有一种难言之隐,是不是酸胖欺负了她,或者有了他有了小娃后,对飞儿不好了?他的心不由一颤,厉声说:“你给我讲清楚,你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银杏幽幽地说:“没有,没有的。”
    从银杏的语气中,天旺明显地感到了一种不祥,再看银杏,见她低着头,不敢正眼看他,而额角上的那块伤疤,还残留着一个青青的印记。他记得有一次,银杏上班来时,额角上挂了一块血疤,他曾问过她,那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酸胖打的?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是她不小心碰的。当时他没有过多在意,心想酸胖疼都疼不过来,怕是不会动手打银杏的。现在想来,觉得这其中定有原委。如果真是酸胖动手打了银杏,他绝对不会轻饶了他。现在,当他又一次看到银杏的那道伤疤时,不觉有些怀疑,就紧逼银杏说:“那道伤疤是怎么一回事?你必须给我说实话。”
    银杏这才吞吞吐吐地说:“其实,这也怨不得他,要怪,只能怪我。因为……因为……我叫了你的名字。”
    天旺说:“叫了我的名字咋啦?我的名字就是让人叫的,叫了我的名字就打你,哪有这种道理?”
    银杏说:“不是的,不是平时叫的,而是……在那种时候叫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叫了你的名字。他生气了,说我跟他做事,还想着的是你,就推了我一把,额角碰在了炕沿上,碰破了。他平时,对我挺好的。”
    天旺长吁了一口气。多情的女人啊,过错不在于你,也不在于他,一切的罪孽,都是我引起的。你忘不了我,我也同样忘不了你。我们只能把那份美好的感情永远的储藏在心底吧。无论怎样,一想起你要离开红沙窝村,要到遥远的天边去,我还是不放心。想到这里,便坚定地对她说:“过去的就过去了,我也不再说什么,可是,你不能到新疆去,说什么也不能去。我要当面给酸胖说说,你不能去!”
    银杏突然央求他说:“你别……别去找他了,我求求你,别去找,找了也没用,反而……会让他生疑。”说完,一扭头,飞跑了去。
    他无奈的长叹一声,怀疑自己是不是又做了一件错事。原本的想为她遮风挡雨,没想到风没遮住,雨没挡住,反而却加重了她的痛苦。早知这样,何必当初?
    三十晚上,杨二宝老两口早早地煮了一大锅肉,等着儿子媳妇孙子来装仓。每年的大年三十,他们都是在他家里来聚,儿子们要孝敬他,他要给孙子们发压岁钱。今年的年三十,却不同了,这是他们的这个大家庭最后的一次的聚餐,聚完了,天盼的一家人也就要远走天边了,再聚时,又不知是何年何月。一想起这些,老两口都闷闷不乐。
    还不到相聚的时候,天旺一家三口就早早赶来了。天旺自然明白父母的心情不好,就想早早过来宽慰宽慰。
    弟弟一家要走,酸胖一家也要走,村里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人基本上都要走,一走就是三十多户,一百多口人啊。这给天旺带来了一次极大的震撼。这种震撼,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是涤荡心扉的。他又一次强烈地感觉到,生活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的人们是多么的艰难,一代又一代的人,一边在与风沙做着不懈的斗争,一边又要适应强烈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当他们从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历程中,慢慢寻找到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试图从根本上摆脱贫穷时,却又遭到了大自然的无情的摧残。这就是东西部的差别,这种地域上的差别,注定了西部农民生存的更为艰难。尽管如此,他丝毫不后悔当初的选择,也许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在这日益恶化的大自然面前微不足道,但是,他至少尽了一个土地的儿子应尽的拳拳之心,即便有一天,真的被黄沙掩埋了,他也无遗憾。
    父亲见他们一家三口来了,脸上一下有了喜色。他看到了父亲的喜色中,明显地少了几分自然,多了几分勉强。他知道父亲的心病还是在天盼一家上。为了使父亲开心,他只好故作轻松地说,爹,你别为天盼的事多想了,他要去,就让他去。去了,实在呆不下去了,他也就死心了,回来就与我一起办厂算了。父亲说,没想的,没想的。想啥呢?儿女们大了,谁的路还得谁走,我想也是白想。天旺说,这才是正主意,你和妈的日子过好,儿女们的事,你就少想些,想多了也没用。父亲说,说得对哩,这日子不是想出来的,是过出来的。过吧,日子嘛,就是这么个过法。正说间,天盼一家也来了,天盼的孩子早已上学了,天盼的媳妇见了人,还是先抿嘴一笑,然后指示他的儿子向爷爷奶奶、大伯大妈问好,在这问好的过程中,她的礼数也就一一地尽到了。
    招呼打过了,好也问过了,一大家的人,再也找不到往年的大年三十的快乐了。谁的心里都明白,这将是他们这个大家庭的最后一个年三十日,这个年三十一过,也许将会成为永远的分离。肉上来了,大家闷闷地吃,吃过了肉,婆娘孩子们围着电视看了起来,他们父子三人喝了些酒,话才慢慢多了起来。杨二宝说,天旺、天盼,爹这辈子,想给你们铺摊个家业,但是,由不了人,最终不但没有铺摊开,反而欠了一屁股的债,让你们两个,一个承担了我的债务,一个又要背井离乡。想起这些,爹总觉得对不起你们。天旺和天盼听了,都来劝说,让他别放在心里去,他们都很年轻,前头的路还长着哩,他们会好起来的。说了好一阵,杨二宝的情绪才慢慢地好转了。田大脚听到了,就插话说,再别让你爹喝了,他盛不了酒了,喝上一点点,就由不了他了。杨二宝就说,谁说的?我只是对儿子说说心里话。田大脚说,大年三十,让大家高兴才是,说上那些有天爷无日头的话做甚?杨二宝一听,果然无话了。
    这一年的春节,红沙窝村的人是带着心思过的年,过得都不愉快。好多人想到春节一过,就要离开自己的家园,心里无比难受,一喝上点酒,就上了头,不是呜呜地哭,就是说一些难肠话。其他的人听了,也就跟了难肠,仿佛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明天的影子,就有了一种兔死狐悲的悲凉。(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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