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8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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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朝的另类史 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
第 80 章
杨嗣昌柄权以来,丧师丢地,言官为此上章弹劾,崇祯皇帝刚愎自用,认为是他本人亲自擢用杨嗣昌,听不得异议,贬逐上书言官。同时,他对这位书生臣子宠眷不衰,让他负责评议“文武诸臣失事罪”,追穷清兵入口以来各地守官的责任。
杨嗣昌十分卖力,详细列出五等罪:守边失机、残破城邑、失陷藩封、失亡主帅、纵敌出塞,然后按罪抓人,大兴刑狱,共杀包括巡抚、总兵、总监在内的官员三十六名,而他这位最重要的廷中指挥者,则没有任何责任。一时间朝野大哗。
清军饱掠而去,明廷稍稍松了口气。杨嗣昌不闲着,于崇祯十二年初出主意,欲从各镇边兵中抽练精兵,经过“精密”计算,数目可达七十余万。
崇祯皇帝很满意这个数字,觉得手中如果真有七十多万虎狼之兵,平贼平虏应该有足够的把握。但是,说话容易,行事极难。练兵七十万,军饷哪里出。崇祯十年时加派“剿饷”税,本来是一年的暂征,现在根本未停,又多出一笔庞大开支。
杨嗣昌自然有办法:增派“练饷”。很快搜刮到七百多万两白银。这些人民的血汗钱,绝大多数打了水漂,各地将领、官员玩命虚报兵员数字,无非是借名搜刮敛财,没有几个银子真正用于“练兵”。
更坏的后果是,横征暴敛使得饥民雪上加霜,纷纷抛荒田地逃散。所以,崇祯十三年看似空前的“自然灾害”,实则是加派“练饷”敛赋“大跃进”的人祸。如此,精兵没练成,更多的农民逃亡,不少人加入贼军,明政府实际是得不偿失。
清兵进犯的压力减弱后,明廷注意力自然转向在谷城附近“就抚”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暗中调兵遣将,准备一劳永逸解决掉这群人。
张献忠大奸巨滑之人,在政府军内多有耳目,他来个先发制人,在崇祯十二年夏五月重新造反,攻占了谷城县城。罗汝才等部农民军闻讯响应,几路合军,打下房县。
惟一可幸的是,均州一带投降官军的王光恩等五部首领耻于反复,歃血为盟,效忠朝廷,这才保证了均州的安全。
收受张献忠无数金银财宝的“总理”熊文灿听说贼军复反,五雷轰顶,慌忙派左良玉部自襄阳出发杀向房县。
此部明军粮食供应匮乏,一路上除杀马外,不得不采摘野果充饥。明军苦行军十天抵达房县,在播箕寨正落入张献忠的埋伏圈,一万多人被打死。左良玉命大,仅带千把人逃出。均州部分早先“投降”的农民军闻官军败讯,除王光恩一人外,余皆叛去。
崇祯帝气得发疯,立即削去熊文灿官职,逮之下狱。老熊坐在狱中几乎后悔死,又撞墙又扇自己耳光,后悔自己在太监公公面前讲大话。不然的话,他现在正在两广安享荣华富贵。
杨嗣昌人精,当然不会再保他(当然,当疏中杨嗣昌也说熊文灿“劳苦功高”,实际上是私庇老熊以哄衬自己无过)。
熊文灿被关一年多,问成死罪,秋决时押赴西市砍头。
思来想去,觉得流贼复炽闹得遍地燎原太伤脑筋,臣子中实在无合适人才可用,崇祯帝就直接批示给“心肝宝贝”杨嗣昌,让他以阁臣身份(其兵部尚书一职当时由前四川巡抚傅宗龙代任)出朝督军,任剿贼“前线总指挥”。
在朝内“诸葛亮”了好几年,多处大误皇帝没加追究,现在指派自己出去干事,杨嗣昌还真不好也不能借辞推托。他急趋宫内,丑表功作忠勇状,奏称:“君言不宿于家,臣朝受命,夕启行!”
崇祯皇帝闻言大悦:“卿能如此,朕复何忧!”
君臣二人上演一场让人“感动”的好戏。
转天,崇祯下诏赏赐杨嗣昌金银帛缎大笔,并赐宴送行,亲手斟酒三杯,御赐赠诗:“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盐梅乃人生不可或缺之物,比拟宰相(内阁大学士),意即指老杨以相爷之尊出为大将,可立汉朝周亚夫(其营上曰“细柳”)那样的不世功勋,并希望他一举成功,回朝后仍旧辅帝教养民生。
为臣子送行斟酒赐诗,崇祯帝一朝为开天辟地头一回。杨嗣昌感动得边拜边泣,誓要成功。临别,他又获皇帝赐膳。
于是,杨嗣昌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率军高举“盐梅上将“的旗标,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直达襄阳城。
阴历让四川方国安部官军“迎头痛击”这两股人数仅三四千的农民军。但是,农民军脚快,先于方国安部下渡过昌江。当时,守净堡的川军有五千之多,全都龟缩于山顶,避敌不战,张献忠、罗汝才军得以从容入川。
本来,杨嗣昌原有计划是驱敌入川,他以为蜀地峻山险壑,贼军被逼入后可以陷其死敌。岂料,张献忠、罗汝才等人入川后反而如鱼得水,更加势盛(详情见本书《徒持金戈挽落晖》)。
四川处处陷没,贼势大炽,川抚邵捷春及陕西总督郑崇俭充当替罪羊,一个被杀头,一个被革职。
在四川烧杀劫掠了小半年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士气高昂,他们于崇祯十四年年底,拖着数部官军转来绕去玩了好久之后,准备掉头再入湖广。
明将猛如虎在开县黄侯城追赶张献忠,求功心切,他不顾手下兵疲将惰,挥军进攻。结果,官军大败,猛如虎的子侄均陷没于阵。
左良玉由于深恨杨嗣昌,完全不听命,本来他应该出湖北郧阳入川堵住贼军,但他却指挥部下军队向陕西兴安开进,故意避开张献忠。
农民军乘胜,出夔门经巫山重回湖北。
张献忠部农民军急行军抵襄阳后,获知襄阳城内防守军人数很少,就精选二十骑化妆成官军模样,持从明军处缴得的符信进入襄阳。
阴历二月初四夜间,这二十个人在城内首先持刀砍杀守门士兵,然后大呼喊杀,先前埋伏于城内的百十号人乘势而起,四处纵火,襄阳城内火光冲天。城内大乱惊扰,城外贼军大部队从洞开无人守备的城门一涌而入,杨嗣昌苦心经营、号称铜墙铁壁的坚城,一夕即为张献忠所有。其间军资储备堆如山积,至此全部成为张献忠的战利品。数千守军,仓猝不及战,一时间解甲投降。
张献忠在宏丽壮伟的襄阳王宫倨坐,唤人把已经吓得软成一摊泥的襄阳王朱翊铭押至堂上,自己亲自斟满一杯酒,狞笑着走下座位,说:“王爷,我其实不恨你,也不想杀你,只想杀杨嗣昌。此人远在蜀地,我一时杀他不得,只能借您项上人头一用,杨嗣昌就会因犯‘陷藩’之罪被杀。王爷走好,请尽饮此酒。”
襄阳王哆哆嗦嗦端过酒杯,刚一低头欲饮,张献忠抽出钢刀,猛挥之下,王爷身首异处。然后,张献忠从兵士手中接过火把,反扔入帷幕,一把大火把襄阳王府烧成白地。同时,他下令杀贵阳王朱常法以及襄阳府中所有男女眷属,尽掠宫女为营妓,日夜供弟兄们奸淫,开拔前皆杀而食之。
为显示自己的“仁义”,张献忠临走前开库,放银十五万两赈济饥民。
在此一个月前,李自成在河南刚刚杀掉福王朱常洵。
河南本来是富有之乡,但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藩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贫困人民非死即逃,有力气有胆识的就扯旗造反。
李自成进入河南之始,手下仅有一千左右兵士,势单力薄。由于明朝官府强敛赋税,当地人难忍官府压榨纷纷造反,几个月就发展到数万人,农民军一举攻克宜阳、永宁、偃师、灵宝、宝丰等地,杀明朝宗室万安王以及各县官员数百人。也恰恰在此时,宋献策和牛金星这两个“知识分子”加入了李自成农民军。牛金星是犯法被贬戍的“举人”,宋献策是江湖术士,二人深受重用。特别是宋献策,首献“十八子主神器”谶语,让李自成极感高兴:“姓李的该当皇上了!”至于姚雪垠先生小说中极力渲染的李岩,历史上应该没有这个“实人”,仅靠历史笔记中的矛盾记载混编而成。
农民军在河南攻掠,最大目标自然是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此人乃明神宗第三子,是宠妃郑贵妃所生,他在当时几乎夺了明光宗当时的太子之位。明末“三案”,追根溯源,皆与此人与其母大有关系。
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封此爱子为福王,婚费达三十万金,在洛阳修盖壮丽王府,超出一般王制十倍的花费。亿万钱财,皆入福王藩围,神宗皇帝一次就赐田四万余顷。就国之后,福王横征暴敛,侵渔小民,千方百计搜刮,坏事做绝。崇祯即位后,因这位福王是帝室尊属,对他很是礼敬。
这位重达三百斤的肥王爷终日闭阁畅饮美酒,遍淫女娼,花天酒地,也算韬光养晦吧。陕西流贼猖炽之时,河南又连年旱蝗大灾,人民相食,福王不闻不问,仍旧收敛赋税,连基本的赈济样子都不表示一下。
四方征兵队伍行过洛阳,军士兵纷纷怒言:“洛阳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
第 8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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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0 章
杨嗣昌柄权以来,丧师丢地,言官为此上章弹劾,崇祯皇帝刚愎自用,认为是他本人亲自擢用杨嗣昌,听不得异议,贬逐上书言官。同时,他对这位书生臣子宠眷不衰,让他负责评议“文武诸臣失事罪”,追穷清兵入口以来各地守官的责任。
杨嗣昌十分卖力,详细列出五等罪:守边失机、残破城邑、失陷藩封、失亡主帅、纵敌出塞,然后按罪抓人,大兴刑狱,共杀包括巡抚、总兵、总监在内的官员三十六名,而他这位最重要的廷中指挥者,则没有任何责任。一时间朝野大哗。
清军饱掠而去,明廷稍稍松了口气。杨嗣昌不闲着,于崇祯十二年初出主意,欲从各镇边兵中抽练精兵,经过“精密”计算,数目可达七十余万。
崇祯皇帝很满意这个数字,觉得手中如果真有七十多万虎狼之兵,平贼平虏应该有足够的把握。但是,说话容易,行事极难。练兵七十万,军饷哪里出。崇祯十年时加派“剿饷”税,本来是一年的暂征,现在根本未停,又多出一笔庞大开支。
杨嗣昌自然有办法:增派“练饷”。很快搜刮到七百多万两白银。这些人民的血汗钱,绝大多数打了水漂,各地将领、官员玩命虚报兵员数字,无非是借名搜刮敛财,没有几个银子真正用于“练兵”。
更坏的后果是,横征暴敛使得饥民雪上加霜,纷纷抛荒田地逃散。所以,崇祯十三年看似空前的“自然灾害”,实则是加派“练饷”敛赋“大跃进”的人祸。如此,精兵没练成,更多的农民逃亡,不少人加入贼军,明政府实际是得不偿失。
清兵进犯的压力减弱后,明廷注意力自然转向在谷城附近“就抚”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暗中调兵遣将,准备一劳永逸解决掉这群人。
张献忠大奸巨滑之人,在政府军内多有耳目,他来个先发制人,在崇祯十二年夏五月重新造反,攻占了谷城县城。罗汝才等部农民军闻讯响应,几路合军,打下房县。
惟一可幸的是,均州一带投降官军的王光恩等五部首领耻于反复,歃血为盟,效忠朝廷,这才保证了均州的安全。
收受张献忠无数金银财宝的“总理”熊文灿听说贼军复反,五雷轰顶,慌忙派左良玉部自襄阳出发杀向房县。
此部明军粮食供应匮乏,一路上除杀马外,不得不采摘野果充饥。明军苦行军十天抵达房县,在播箕寨正落入张献忠的埋伏圈,一万多人被打死。左良玉命大,仅带千把人逃出。均州部分早先“投降”的农民军闻官军败讯,除王光恩一人外,余皆叛去。
崇祯帝气得发疯,立即削去熊文灿官职,逮之下狱。老熊坐在狱中几乎后悔死,又撞墙又扇自己耳光,后悔自己在太监公公面前讲大话。不然的话,他现在正在两广安享荣华富贵。
杨嗣昌人精,当然不会再保他(当然,当疏中杨嗣昌也说熊文灿“劳苦功高”,实际上是私庇老熊以哄衬自己无过)。
熊文灿被关一年多,问成死罪,秋决时押赴西市砍头。
思来想去,觉得流贼复炽闹得遍地燎原太伤脑筋,臣子中实在无合适人才可用,崇祯帝就直接批示给“心肝宝贝”杨嗣昌,让他以阁臣身份(其兵部尚书一职当时由前四川巡抚傅宗龙代任)出朝督军,任剿贼“前线总指挥”。
在朝内“诸葛亮”了好几年,多处大误皇帝没加追究,现在指派自己出去干事,杨嗣昌还真不好也不能借辞推托。他急趋宫内,丑表功作忠勇状,奏称:“君言不宿于家,臣朝受命,夕启行!”
崇祯皇帝闻言大悦:“卿能如此,朕复何忧!”
君臣二人上演一场让人“感动”的好戏。
转天,崇祯下诏赏赐杨嗣昌金银帛缎大笔,并赐宴送行,亲手斟酒三杯,御赐赠诗:“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盐梅乃人生不可或缺之物,比拟宰相(内阁大学士),意即指老杨以相爷之尊出为大将,可立汉朝周亚夫(其营上曰“细柳”)那样的不世功勋,并希望他一举成功,回朝后仍旧辅帝教养民生。
为臣子送行斟酒赐诗,崇祯帝一朝为开天辟地头一回。杨嗣昌感动得边拜边泣,誓要成功。临别,他又获皇帝赐膳。
于是,杨嗣昌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率军高举“盐梅上将“的旗标,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直达襄阳城。
阴历让四川方国安部官军“迎头痛击”这两股人数仅三四千的农民军。但是,农民军脚快,先于方国安部下渡过昌江。当时,守净堡的川军有五千之多,全都龟缩于山顶,避敌不战,张献忠、罗汝才军得以从容入川。
本来,杨嗣昌原有计划是驱敌入川,他以为蜀地峻山险壑,贼军被逼入后可以陷其死敌。岂料,张献忠、罗汝才等人入川后反而如鱼得水,更加势盛(详情见本书《徒持金戈挽落晖》)。
四川处处陷没,贼势大炽,川抚邵捷春及陕西总督郑崇俭充当替罪羊,一个被杀头,一个被革职。
在四川烧杀劫掠了小半年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士气高昂,他们于崇祯十四年年底,拖着数部官军转来绕去玩了好久之后,准备掉头再入湖广。
明将猛如虎在开县黄侯城追赶张献忠,求功心切,他不顾手下兵疲将惰,挥军进攻。结果,官军大败,猛如虎的子侄均陷没于阵。
左良玉由于深恨杨嗣昌,完全不听命,本来他应该出湖北郧阳入川堵住贼军,但他却指挥部下军队向陕西兴安开进,故意避开张献忠。
农民军乘胜,出夔门经巫山重回湖北。
张献忠部农民军急行军抵襄阳后,获知襄阳城内防守军人数很少,就精选二十骑化妆成官军模样,持从明军处缴得的符信进入襄阳。
阴历二月初四夜间,这二十个人在城内首先持刀砍杀守门士兵,然后大呼喊杀,先前埋伏于城内的百十号人乘势而起,四处纵火,襄阳城内火光冲天。城内大乱惊扰,城外贼军大部队从洞开无人守备的城门一涌而入,杨嗣昌苦心经营、号称铜墙铁壁的坚城,一夕即为张献忠所有。其间军资储备堆如山积,至此全部成为张献忠的战利品。数千守军,仓猝不及战,一时间解甲投降。
张献忠在宏丽壮伟的襄阳王宫倨坐,唤人把已经吓得软成一摊泥的襄阳王朱翊铭押至堂上,自己亲自斟满一杯酒,狞笑着走下座位,说:“王爷,我其实不恨你,也不想杀你,只想杀杨嗣昌。此人远在蜀地,我一时杀他不得,只能借您项上人头一用,杨嗣昌就会因犯‘陷藩’之罪被杀。王爷走好,请尽饮此酒。”
襄阳王哆哆嗦嗦端过酒杯,刚一低头欲饮,张献忠抽出钢刀,猛挥之下,王爷身首异处。然后,张献忠从兵士手中接过火把,反扔入帷幕,一把大火把襄阳王府烧成白地。同时,他下令杀贵阳王朱常法以及襄阳府中所有男女眷属,尽掠宫女为营妓,日夜供弟兄们奸淫,开拔前皆杀而食之。
为显示自己的“仁义”,张献忠临走前开库,放银十五万两赈济饥民。
在此一个月前,李自成在河南刚刚杀掉福王朱常洵。
河南本来是富有之乡,但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藩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贫困人民非死即逃,有力气有胆识的就扯旗造反。
李自成进入河南之始,手下仅有一千左右兵士,势单力薄。由于明朝官府强敛赋税,当地人难忍官府压榨纷纷造反,几个月就发展到数万人,农民军一举攻克宜阳、永宁、偃师、灵宝、宝丰等地,杀明朝宗室万安王以及各县官员数百人。也恰恰在此时,宋献策和牛金星这两个“知识分子”加入了李自成农民军。牛金星是犯法被贬戍的“举人”,宋献策是江湖术士,二人深受重用。特别是宋献策,首献“十八子主神器”谶语,让李自成极感高兴:“姓李的该当皇上了!”至于姚雪垠先生小说中极力渲染的李岩,历史上应该没有这个“实人”,仅靠历史笔记中的矛盾记载混编而成。
农民军在河南攻掠,最大目标自然是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此人乃明神宗第三子,是宠妃郑贵妃所生,他在当时几乎夺了明光宗当时的太子之位。明末“三案”,追根溯源,皆与此人与其母大有关系。
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封此爱子为福王,婚费达三十万金,在洛阳修盖壮丽王府,超出一般王制十倍的花费。亿万钱财,皆入福王藩围,神宗皇帝一次就赐田四万余顷。就国之后,福王横征暴敛,侵渔小民,千方百计搜刮,坏事做绝。崇祯即位后,因这位福王是帝室尊属,对他很是礼敬。
这位重达三百斤的肥王爷终日闭阁畅饮美酒,遍淫女娼,花天酒地,也算韬光养晦吧。陕西流贼猖炽之时,河南又连年旱蝗大灾,人民相食,福王不闻不问,仍旧收敛赋税,连基本的赈济样子都不表示一下。
四方征兵队伍行过洛阳,军士兵纷纷怒言:“洛阳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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