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23 章

    我和爸爸丰子恺 作者:丰一吟

    第 23 章

    胡先生出于爱好，便私下偷偷临摹。

    １９４８年爸爸带我和宝姐一起来上海，胡先生请我们到他那简陋的三层阁家里去吃饭。我们登上一节扶梯，转弯处总有一只煤球炉子。我们十分艰难地从一个个炉子旁经过，才进入他家狭小的三层阁内。

    爸爸应约寄给报刊的画，都关照用毕退回原稿，把原搞送给胡先生。如此积累下来，有３００幅之多。胡先生原是上海供电局的干部，只因在“反右”时差点被划成“右派”，便降职担任抄火表的工作。“文革”中自然躲不过批斗抄家，３００幅画绝大部分都损失了。１９６９年春，他的“问题”审查结束，便来看望尚未“解放”的爸爸。他失声痛哭地诉说画幅受损失的事。爸爸安慰他说：

    “不要难过。这样的大劫大难，谁有本事逃得过！只要人不死，就是大幸。……老舍被他们逼死了，你听说吗？死了就完了！我们不能去死。我不死，还有手，我会给你再画的。”

    从此，每次胡先生来，爸爸总有画送给他，从不间断。画越积越多。到１９７１年秋，爸爸题“敝帚自珍”文字一页，作为这一批画的总称。其中有语曰：

    ……交爱我者藏之。今生画缘尽于此矣。

    《敝帚自珍》共画４套。３套都是给家属，一套给弟子胡治均。

    爸爸去世后，１９８１年７月１日，胡先生为祝贺党诞生６０周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他自己所作《献寿图》一幅，俨然是丰画的风格。

    １９８２年我受浙江人民出版社之约写《丰子恺传》（次年２月出版）。为了集思广益，我请宝姐、先姐、元草哥以及潘文彦、胡治均二位先生一同参加撰写。胡先生当时交给我《振华旅馆》一文供我编入传记中。如今我再读此文，发现其中有一段写爸爸的内容，我竟已忘了个干净。今抄录如下与读者共享：

    １９４７年旧历９月是丰子恺先生的老师———弘一法师逝世５周年，也是丰先生的另一位老师夏丏尊先生逝世一年多的时候。就在这年春，丰先生趁在沪机会，与开明书店的几位老友，发起为两位前辈举办纪念会。他们决定在今年秋凉，假上海玉佛寺的一个厅堂，展出两位老人的遗墨、遗作和遗物，以志追悼。确定之后，丰先生在回杭州之前与我相约，秋凉之后，再在这个振华旅馆相会。

    秋凉，纪念会如期开了，但是丰子恺先生未能参加。这是因为这年旧历九月二十六日，恰巧是丰先生自己５０诞辰。他写信告诉我，略谓：杭州亲友，借了里西湖的新新旅馆，一定要为他祝寿。他无法推辞。信中说：“其实五十非寿，六十方称下寿……然亲友盛意难拂，藉此以叙旧耳。”他信中还告诉我，他收藏的遗物、纪念品，已派专人送到上海开明书店。纪念之事，全拜托叶圣陶先生主持了，并介绍我去见叶圣陶先生。

    叶圣陶先生等开明书店同人，闻知丰先生５０寿辰，同时在上海也发起一个为丰氏贺寿活动。这个活动可说是简单朴素，又是风雅别致。朋友中有作诗的，有填词的，也有随便说几句恰如其分的祝词，各人把自己的作品，亲笔写在一本装裱精致的册页折子上。写齐之后寄给在杭州的丰子恺先生。这份礼物确也别出心裁，是一件可贵的纪念物。我见过这本折子，并抄录了几则，记得：

    叶圣陶的贺诗：

    何以为君寿，吟诗博上娱。声名周海内，啸傲对西湖。

    崇佛情非佞，爱人德不孤。巴山怀昔醉，此乐欲重图。

    郑振铎写道：

    我国画家专长多，子恺以菩萨心作觉世画，五十之年固事业之方始也。

    傅彬然题曰：

    以艺术手腕，显菩萨心肠。

    周振甫的七绝：

    百年事业今方半，已使儿童识姓名。小品法传重海外，悠然风度仰渊明。

    此外，还有周予同、章锡琛、徐调孚等诸友，都有诗文为贺。老友们的贺诗，恰如其分地为子恺翁作了写照。

    在台湾５６天

    开明书店的负责人章雪村（锡琛）先生要去台湾看看开明的台湾分店，约爸爸同去。那年暑假，我正好从艺专毕业，章先生也是带家属同行的，于是爸爸就带了我于１９４８年９月８日离开杭州，是爸爸的好友《浙赣路讯报》编辑部副主任舒国华先生的小汽车送我们上火车站的。那时，大陆政治日渐腐败：横征暴敛，贪污舞弊，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家里几乎每天都要为开门七件事费尽心机。家里人多事杂，不胜烦恼。爸爸倒有意去看看刚收复不久的宝岛台湾，是否宜于安家。当然还打算在台湾开个画展，以补贴天天涨价的昂贵的油盐柴米的开支。我们在上海会合了章先生一家。

    此次台湾之行，后来曾被人误解以为他怕解放才“逃”到台湾去，真是无稽之谈。

    爸爸笔下曾画了那么多同情劳动人民的画，怎么会怕解放军来解放劳动人民呢！再说，那时离解放还有一年，爸爸在政治上哪有这种敏感。他在抗战时期十分关心时事，经常看报；太平时期我看他沉湎在艺术中，不那么过问政治，甚至不大看报了。爸爸去台湾的缘由，就是上面所说的，想换个环境。可是到了台湾以后发现台湾没有他喜欢喝的黄酒，只有米酒、红露酒，他喝不惯。酒是他的命根子，于是就离开了台湾。这是后话。

    ９月２７日，我们和章家坐上了“太平轮”，离开了上海。在船上一宿，晨起发生了章老板（我们都这样称呼他）手表被窃的事。船上的工作人员因见旅客名册上有丰子恺的名字，对于查这案子特别起劲，竟查到了小偷——一个衣冠楚楚、相貌堂堂的青年知识分子！爸爸后来写下了《海上奇遇记》以记其事。

    我们在基隆上岸，来到台北。章老板一家就在开明书店住下，我们被安排在附近的文化招待所，地址是：中山北路一段大正町五条通七号。宝岛归还才三年历史，因此这里的地名还保留着日本统治时的遗迹。不仅地名如此，当地人还会讲日本话呢。

    有一回爸爸和我去餐馆吃饭，女招待讲台湾话（即闽南话）我们听不懂。爸爸和我吃菜都是很苛求的。爸爸能吃海鲜，但要求菜里别放猪油；我不吃海鲜，吃猪肉还要指定瘦的。这样复杂的内容，无法用手势来表达。这下完了！忽然爸爸灵机一动，试着对那女招待讲日文，一开口她就应答如流。唉，想不到在自己的土地上，要借助日语来通话！

    在台北，爸爸也有不少新朋旧友往来。１９２３年钱歌川从日本留学回来后，在上海遇到任教于立达学园的在日本认识的黄涵秋先生，通过黄认识我爸爸。后来交往甚多。那时，钱歌川先生受台湾大学陆志鸿校长之聘，正在台院。他和爸爸在台北常相往来。可是１９７４年他从美国回大陆探亲，在上海逗留３个星期，要陪同他的人带他去看好友丰子恺，那人说，他从未听见过此人，无法打听。返美后次年，钱先生在报上看到了我爸爸逝世的消息。

    爸爸的学生萧而化一家，也在这里重逢。互相回忆萍乡的情况，都想不到会有抗战胜利在台湾重逢的一天！

    刘甫琴先生在这里任开明分店的经理，招待很客气。我们平时都是在店里吃饭。爸爸和章老板一起喝酒，论古谈今，谈到高潮处，章老板就拍拍屁股哈哈大笑。如果换了现在，我一定会倾听他们的谈话并仔细记录。章老板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的谈话内容一定是极精彩的。可那时１９岁的我什么都不关心，甚至不喜欢听。有几次我不跟爸爸去开明吃晚饭，情愿自己在招待所里用电炉煮面食吃，有时把保险丝烧断，整个招待所漆黑一片。他们惊讶怎么回事，忙着修复；我躲在房里装作没事一样。即使去开明吃饭，也总是闹着要早点回去，而他们的谈话方兴未艾，惹得章老板搔搔头皮连声说：

    “一吟要先回去，葛东西……葛东西……”

    绍兴话表示无可奈何的意思吧。有时候我就一个人先回去了。

    １０月１３日晚上８点１５分，爸爸应邀在台北电台作了一次以“中国艺术”为题的广播演讲。还在中山堂举办了一次画展。

    酒的问题总是使爸爸伤脑筋。钱歌川先生来台湾时带来一坛绍酒，要请爸爸去喝，爸爸叫他送到开明来与众同乐。上海的弟子胡治均从老师的来信中得知他思念绍酒，马上到麦家圈去买了两坛上好绍酒“太雕”，托人带到台北开明书店。爸爸很高兴，马上在开明书店举行了一次“绍酒宴”，让江南来的朋友大过其瘾。

    可是，靠带来绍酒喝，绝非长久之计。爸爸决定不到台湾来安家。于是，我们随章老板一家游玩了草山、阿里山和日月潭后便离开了台湾。

    我们先游离台北较近的草山，下榻阳明山庄。后来启程到台中，坐小火车上阿里山。那火车是头尾各有一个龙头的，走在“之”字形的铁路上，轮换着用前后两个龙头拉动车厢上山。我们观赏了三千年神木，爸爸后来还画了一张画。最有趣的就是住宿在山顶日本式的旅馆里。躺在“榻榻米”上通过落地玻璃窗俯观云海，犹如躺在一大堆雪白的棉花丛中。棉花中间伸出一株株树梢来，真好看。次日清晨，冒着严寒去看日出。

    在阿里山上，我买了一个比眼镜盒短一点的手炉，里面不知装着什么，点燃后，用手握着它可以取暖。这东西竟然一直保存下来，后来捐给重建的缘缘堂陈列起来了。

    离开了阿里山，我们来到日月潭，在山顶的湖泊中泛舟，访问当地的高山族公主。大公主不在家，我们就与二公主合影留念。下山后，经嘉义、新竹回到了台北。爸爸作《莫言千顷白云好，下有人间万斛愁》记录自己的感想。是的，台湾有万斛愁；可是从佛教的观点看，人间就是苦海，哪里没有万斛愁！

    在台湾盘桓了５６天，我们于１１月２８日渡海来到了厦门。

    南国之行

    厦门有爸爸的一个年轻朋友叫黄恢复，笔名黎丁，他家住在内武庙街１７号。我们就借住在他那里。

    弘一大师在厦门南普陀寺住过。在瑞金法师和广洽法师的协助下，弘公在这里办了佛教养正院。所以厦门有弘公居住过的房舍。爸爸渡海到厦门的目的，就是想参谒老师在南普陀的故居。

    事有凑巧，新加坡的广洽法师正好也在南普陀。广洽法师早在１９３１年通过弘公的介绍开始和爸爸通信达１７年之久而从未见面。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他退居南洋新加坡弘法。这一年恰好回厦门南普陀寺参加传戒大会。所以我们一到南普陀寺，就由广洽法师指引，参谒了弘公住过的阿兰若处。广洽法师还指点给我们看弘公当年手植的杨柳树，并作解释。原来弘公是按佛教戒律用柳枝来刷牙的：把柳枝半寸处咬一下，当刷子用，刷后用刀切断被咬过的部分，把它浸泡在水里。这柳枝生根发芽后，弘公把它种在水池边，柳树竟长到一丈多高。

    爸爸抚摸着柳树，站立了好一会，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后来作了《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一画送给广洽法师。

    １１月１８日，爸爸应厦门佛学会邀请，在寿山岩以《我与弘一大师》为题作了一次演讲。他认识了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佛学家、书法家虞愚，这才有了后来请托他为《护生画集》第五册写字的因缘。

    这年冬天，爸爸去泉州参谒弘公圆寂之地。由黎丁先生和我陪同。先到安海，下榻在弘公住过的水心亭。由沈继生居士代表正在患病的泉州佛教协会龚念平会长前来迎接。到了泉州，住在玉屏巷“同乐会”宾馆。次日清早去温岭养老院参拜弘公骨灰塔和“晚晴室”，坐在老师和皈依师圆寂的床上拍照留念。由于是我拍的，质量自然不好，但总算留下了一点纪念。我们还参谒了弘公讲经的大开元寺，并到“弘一大师最后讲经处”的纪念碑前瞻仰。一路都由佛协叶青眼和沈继生两位居士陪同。

    在泉州花巷的民众教育馆，爸爸举办了一次画展；在明伦堂文化界欢迎会上发表了以《人生的三个境界》为题的演说；在大光明戏院演讲了《广义的艺术》。

    从泉州经石狮回厦门后，又于１２月２３日应石码王风池先生邀请，去该地三天，２５日回厦门。去石码是虞愚居士和我们同行。石码各界人士在石码中学举行了一次欢迎大会。爸爸和虞先生都在会上做了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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