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26 章

    我和爸爸丰子恺 作者:丰一吟

    第 26 章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一到南京，他们就忙着要去找“朱雀桥”。问了好几个人，回答都含含糊糊。我们到了一个桥上，父子二人只好假定这是“朱雀桥”。我替他们拍了一张照，心里却在窃笑。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现实，缺少遐想，不像他们那样懂得怀古。

    南京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一只“火炉”，不亚于武汉。记得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那时出租车可以坐５个人）去雨花台玩。时值正午，我们坐在车里热得受不了时，司机忽然说：

    “到了！”

    “到哪里了？”

    “雨花台呀！”

    １９５５年爸爸在莫干山芦花荡公园留影

    啊，这么火辣辣的太阳，谁愿意下车走到“火坑”里去呀！没奈何，只得舍弃雨花台，请司机开到另一处较阴凉的风景点去。那一次游南京，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火炉。后来我春秋季节经过南京，就大不一样了。

    搬到日月楼后，爸爸的经济情况更加好转，加之我也有不少译文的稿费收入。我们旅游的次数就更多了。

    １９５５年，举家上浙北的莫干山，连妈妈的妹妹联阿娘和先姐的长子宋菲君也一起去。住在“莫干山旅馆”。

    １９５６年暑假，爸妈我和恩狗上江西庐山。爸爸有《庐山游记》记其事。那一回，我们是由文史馆开了介绍信去，很容易就找到了住所：第一招待所。

    在庐山之游中，我记得一件小事。我们的船每经过一个码头，只要靠岸，我和恩狗必然随爸爸上岸去看看。在南京停靠的时候，我们到一家商店里买了一把很锋利的小刀。爸爸每次出游时，总喜欢买一样小小的“纪念品”带回去。有时回去仔细看看，却是上海生产的！这回的小刀也是一样。爸爸笑笑说：

    “总归是南京买的呀！”

    谁知这把小刀闯了一点小祸。到了庐山，有一天在餐厅里用晚餐时我用它削水果，一不小心，刀尖戳了我左手食指和拇指间“虎口”旁的地方，正好触犯了动脉，血流不止，按也按不住，地上都滴满了血。爸爸连忙求助于服务员。他们看见血太多，赶快打电话请来了医生。血止住了。后来留下一个伤疤，直到晚年才渐渐消失了。

    不记得哪一年了。爸爸忽然发心带妈妈和我坐一坐飞机，因为我们三人都没有尝过坐飞机的味道。但飞机票太贵，我们只能就近飞到杭州。三人兴奋地上了飞机，飞机在天上大概只飞了５分钟就开始下降。我们俯瞰下方的小山小水小房子，觉得很新奇。料想爸爸也如此。谁料爸爸两脚着地后的第一句话是：

    “奈末性命着光了！”

    这句石门话的意思是“这下性命保住了！”原来爸爸是为我们享受，他自己却提心吊胆！

    说起石门话，我们一家人在家里一直是讲石门话的。即使到了现在，我和我那不是石门出生的女儿小明在家里也一直讲石门话，女婿也能听懂，外孙不仅听得懂，还会讲几句，而且一直向往着去石门乡下和小朋友玩。

    １９５７年６月７日，我们游了江苏的镇江和扬州。爸爸有《扬州梦》一文记其事。

    我因与爸爸有合作翻译的关系，从１９５４年起在万叶书店申请改成了半天上班。万叶书店与其他两家出版社私私联营为新音乐出版社后迁往北京，我就以特约编辑的身份留在上海工作，直到１９５６年１１月解除特约。因为钱君匋先生回上海来创办上海音乐出版社，我就进了那出版社。但试用期三个月后因上面不同意我办半天公，我就回家了。直到１９６１年进上海编译所。所以１９５７年起我是自由职业者。

    恩狗因患了轻微的肺结核（可能是传染），在格致中学读到高三就休学在家。他喜欢诗词，爸爸教了他很多首。教到姜夔的《扬州慢》时，爸爸被其中“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的句子引起了怀古的心情，马上叫恩狗去买火车票，经镇江转扬州去访古。我们姐弟同行。

    记得就在我们到扬州那一天，报上登出大篇关于“右派”的报道。多少优秀的知识分子从此开始了苦难的生涯！可是爸爸对政治很漠然。给我的印象，爸爸只有抗战时热心关注时事，天天看报。建国后，似乎就很少看报了。我想，这一半由于他本来就是一个不问政治的艺术家，一半则是因为那时报纸的报道很单调，报喜不报忧。

    我那时其实也不喜欢看报。如今就不一样了。我每天必看报。如果没空，也必定保留着以后补看。爸爸如果活到现在，想必也是一样。因为现在的报纸越来越报道真实情况了。那时我们对有关“右派”的这篇报道一点也不敏感，仍然热中于自己的游玩，后来，对于报上的报道，一时还信以为真。某某人是“右派”，被抓出来了。我们就以为他真的是坏人。直到后来大批大批的人都被定为“右派”，爸爸的好朋友们也当上了“右派”，我们才震惊起来：这社会怎么了芽选唉，还是“莫谈国事”吧。

    父子二人又是热衷于访问古迹。一股劲儿地找二十四桥。终于找到一座很差的小桥，他们两人也有点失望，别说我了。于是就在那里拍了照。

    回城后在一家菜馆吃晚饭。我记得一件小事。爸爸照例要求吃绍兴酒，服务员说：

    “没有。”

    “那么随便什么酒，只要是黄酒。”

    服务员又说“没有”。爸爸说：

    “这倒凶啦！”

    “我一点也不凶，确实是没有。”

    我和爸爸都笑起来，向服务员解释：不是说他态度凶。在我们家乡话里，“葛倒凶或”（这倒凶啦）只是表示遇到了尴尬，表示为难，毫无责人之爸爸、恩狗和我在镇江意。爸爸却把这话搬到了扬州，我越想越好笑。

    就在这１９５７年的９月，爸爸说，他口袋里的钱哇哇叫了，便包了一辆祥生出租车和妈妈、姨妈、外孙菲君及我去海宁观潮。一路上我咳嗽不停，是干咳。回家后我大吐血，肺病复发。不过第二年就转入“吸收好转期”了。

    １９６３年１０月，爸爸又和妈妈游了镇扬，估计上次妈妈有事没去成，这次为她补游吧。我自然奉陪。

    镇扬当局大概知道了爸爸自己已来过一次，这次就出面热情招待。在镇江时，就有专人陪游。到了扬州，我们被安排住在萃园招待所大鱼池馆。扬州文化处处长张青萍、统战部部长张建平天天来相陪。爸爸对二十四桥犹不忘情，又去了一次。瘦西湖当然也是必去的地方。走到平山堂鉴真纪念馆前的紫藤树旁，爸爸忽然诗兴勃发，马上掏出随身携带的小纸，借紫藤树的树干为桌子把诗写下：

    朝辞北固与金焦，暮上扬州廿四桥。

    浩荡东风多雨露，西湖虽瘦也苗条。

    自１９５３年受聘于文史馆后，１９５４年爸爸被推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和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１９６２年起任主席）。１９５６年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１９５７年始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外文学会理事。１９５８年始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１９５９年开始，爸爸到北京去出席政协会议。这是爸爸第一次到首都。他和画家王个簃先生同宿一房，并有幸受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接见。周总理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说：

    “啊，老漫画家，久仰久仰。”

    周总理关心爸爸的健康，又问了他的年龄，才知道两人是同一年出生的。最后周总理问到我们的家庭情况，并要爸爸下次开会时带了老爱人一起到北京来。

    爸爸这次开会回来，给我们讲这情况时十分兴奋，时时抹着激动的泪水。第二年，他果然带妈妈一起去了。二老把我也带去，以便照顾。不过我当然不宿在宾馆，而是借宿在厦门好友黎丁家，那时他家已到北京，黎丁先生在《光明日报》任职。那一回，我们游了不少地方。元草哥于１９５１年参加抗美援朝，已于１９５４年回国，到北京的人民音乐出版社工作。他有时也来参加我们一起随团体游览。有一次在野餐时，贺绿汀先生为我们拍了一张照。我们自己虽然也拍了许多照，但我被摄入镜头的不多，因为我要替他们拍呀。

    爸爸第三次去北京开会时，又加了一个满娘。满娘那时是在沪杭二地轮换住的。她也是初次进京。我和她都住在黎丁先生家。那一回游得也很畅。

    由于一次次进京，单纯的旅游到１９６１年才恢复。去“天堂”苏杭之类，那是常事，算不得旅游。

    １９６０年６月２０日，爸爸担任了上海中国画院的第一任院长。喜欢赋闲的爸爸到６３岁的退休年龄怎么反而当了院长呢？其实他是再三推辞的。据当时的画院办公室主任程亚金先生回忆：起初，美术理论家画家邵洛羊先生曾到日月楼来请我爸爸当院长，但爸爸没同意。后来请宣传部、文化局的石西民、徐平羽两位领导出马。爸爸推辞说：

    “我不是画中国画的。”

    “你以中国笔、中国纸画出中国人，怎么不是中国画！”徐平羽先生这样回答他。

    这么一说，爸爸没有办法了。最后说：

    “那我有条件。”

    “你是不是要推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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