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29 章

    我和爸爸丰子恺 作者:丰一吟

    第 29 章

    爸爸爱孩子，是众所周知的。但他不是仅仅爱自家的孩子；他爱普天下的孩子。邻家的萍萍和她的姐姐芳芳常来我家，爸爸都喜欢。那时我家已托姐夫民望哥买来了一架旧钢琴（新钢琴是买不到的）。弹琴的主要是我弟弟，但我有时也在琴上弹弹单音的歌曲，教芳芳萍萍唱歌。有一次我教她们唱李叔同先生的《送别》，唱到“天之涯，地之角，至交半零落”时，爸爸在一旁微微叹息。歌唱完后，爸爸说：

    “一吟，你教孩子唱‘至交半零落’，不大好。”

    “可是这首歌实在好听啊！”我无奈地说。

    “让我来把歌词改一下，改成适宜孩子唱的。”

    爸爸说改就改。第二天我再教她们唱时，歌词已变成这样：

    星期天，天气晴，大家去游春。

    过了一村又一村，到处好风景。

    桃花红，杨柳青，菜花似黄金。

    唱歌声里拍手声，一阵又一阵。

    爸爸写通俗的文字最拿手。这歌词，我用不着解释，两个孩子一唱就懂。

    爸爸还为芳芳萍萍选一个曲子填了一首歌词：

    今朝夜里好月亮，芳芳萍萍去白相。

    走到门口马路上，碰着隔壁丰娘娘。

    正好有部微型车，停在陕西南路上。

    三个人连忙上车去，到外滩去看月亮。

    我们用上海话唱，更是顺口。

    有一次，爸爸和我带了小冰（先姐的儿子宋雪君的小名）和萍萍去西郊公园（后改称动物园），回来时公交车排队长得转几个弯。我们不耐烦排，就开始步行。萍萍走不动时由我背她。走得肚子饿了，却买不到吃的。只见一家炮仗店。爸爸说：炮仗也可充饥啊！说着，他就去买了一串鞭炮，把串绳拆散成一个个炮仗，用他随身带的打火机点燃了放。边放炮仗边走路，果然忘了饥饿。后来终于搭上了公交车。总之，和爸爸在一起，苦中也会作乐。

    不仅孩子们热闹，到了周末，上午爸爸照例有几位固定的客人来访。朱幼兰先生（当时在中学工作，后来任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慕爸爸的名，设法打听到了地址，以后一直是周日的座上客，如今我还和他的儿子显因有来往。朱南田先生（酱园的职工）也经常来，他对《护生画集》作了很大的贡献。我和恩狗借用白居易《琵琶行》中“大珠小珠落玉盘”一句的谐音，称他们二人为大朱（珠）先生、小朱（珠）先生。重庆认识的蔡介如先生也经常来访。后来我进了文史馆，和他同馆，经常相见。爸爸去世开追悼会时，是他代表生前友好致辞的。不过如今也已和爸爸作伴去了。

    胡治均先生更是每周必到的座上客。不是周末他也会来，直接到楼上坐。他要学画，但爸爸不赞成他学，他和我一样，是爸爸去世后才正式学画的。爸爸只是教他读古文，以提高他的文字修养。

    在日月楼，曾举办三次做寿的庆典。１９５５年妈妈（徐力民，又名寿珠）６０大寿。１９５７年爸爸６０大寿和１９６５年妈妈的亲妹妹我们叫她“联阿娘”的（徐警民，又名联珠）６０大寿。每次做寿都很热闹，家属和亲友都来欢聚一堂，并照例由我摄影留念。

    此外，新朋旧友到日月楼来访问的，也络绎不绝。到了周末，爸爸总是在楼下的时间多，省得一次次下楼上楼。

    住楼房有住楼房的不方便之处。楼下有什么事，必须跑上跑下。一天要吃三顿饭，还得上楼去通知。有一回，兰州客送来一只精美的摇铃。我们就用这铃来报告吃饭的消息。

    “丁零零零！”

    “噢，吃饭了！我们下去吧。”

    我和爸爸便放下手头的工作，下楼吃饭了。

    “我们成了‘钟鸣鼎食之家’了！”爸爸高兴地说。

    我马上想起了王勃的《滕王阁序》，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每年到了除夕，更是热闹非凡。兄姐们都带着孩子来父母家。一起乐到夜半才回去，有的干脆留下来住宿。晚上，家里的电灯全部开亮。

    除夕玩儿的花样可多了！吃了年夜饭之后，由我和姐姐们商量，安排种种节目。最初是唱歌。我把要唱的歌抄在大纸上挂起来。我们唱李叔同先生配词的《送别》，唱大家都会唱的３０年代歌曲如《毕业歌》之类，也唱种种革命歌曲。

    歌一唱完，人心就齐了，不再分散注意力。接着就做种种游戏如击鼓传花之类。游戏中自然夹着受惩罚的人的种种表演。此外还有猜谜等等。出谜语的大多是宝姐，猜出的人可以领赏。还有一种游戏是“猜句子”。例如“少小离家老大回”，让７个人各记住一个字，然后把本来被关在外面的猜的人叫进来，由他向７个人依次随意提种种问题。例如问：“你是几点钟起床的？”那人回答：“我从少年时候起就是７点钟起床的。”这句中就嵌进了“少”字，不过很容易暴露。那人有时还没问完７个人就猜出来了。

    还有一个节目是拿“除夜福物”。这种游戏抗战时期在遵义时，爸爸就教我们做了。日月楼时玩得更痛快，因为人多，而且钱也多了。虽然规定数额，常有人超额。爸爸的那份更是丰盛，有时还买使人意想不到的东西，拆开来一看，大家哈哈大笑。

    可是，情况渐渐不妙。有一次，里弄的工作人员来关照：为了表示邻里团结，要我们把门口小院子的三边竹篱笆全部拆掉。好端端的竹篱笆为什么要拆呀？我们心里实在想不通。可是那时的人都已被训练得很驯服，谁敢反抗！于是牢牢的篱笆就在我们自己手里变成了一捆捆的小竹条。

    到１９６５年的除夕，情况就更令人不解了。正当我们欢欢喜喜、热热闹闹唱歌的时候，后门铃声响了，进来两个警察。说是“来看看”。好煞风景啊！警察走后，我们再也乐不起来了。谁也没料到，接下来就刮起了“史无前例”的一场浩劫！

    有朋自远方来

    在日月楼时期，经常有熟悉的或不熟悉的种种客人来访爸爸。如今对不熟悉的人来访，一般总有点警惕。可是爸爸的读者都是从完全陌生到熟悉，甚至变成好朋友的。看来真正迷上他作品的人不可能居心叵测。例如南昌一青年叫宫正的来访，爸爸就留他宿在家里，后来爸爸随政协参观团到南昌时还见面，一起合影。“文革”中他又来访。如今又千方百计找到我，数度在上海见面。像这样的人还有不少。甚至没见过面的通信读者也成了好朋友。例如绍兴农民“红（楼梦）学家”胡世庆就是一例。我们现在一直和他以及他那能干的妻子董学文交往。他们本是贫贱夫妻。如今妻子已是绍兴国旅的董总；胡先生却依旧是个书生，一直在忙着他那部《中国文化通史》的校改工作。据说他早年家境贫寒时曾以刚穿上身的价值８元的新衣服换取地摊上标价４元的一套《红楼梦》石印本，至今传为美谈。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爸爸的老友内山完造先生──当时任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后来任副会长，从日本转北京来上海参加鲁迅逝世２０周年纪念会。爸爸和巴金等文化界人士到龙华机场去迎接他。内山先生给爸爸留下深刻的印象。抗战前内山先生在上海开内山书店，不是为了经商，而是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走进他的书店，可以随意烤火聊天，还有茶点招待。买了书也不必急于付钱，尽管等有钱时再去付。

    日本战败后，爸爸特地去访问内山先生，并托他买一套日文版的《漱石全集》。内山先生手头有一套，但缺了几卷，便以１７万法币卖给了我爸爸。不久内山先生又把缺卷中的一册寄来，书价法币１万元。爸爸却汇给他１０万元。内山先生起初对爸爸这一行动不甚理解，后来他到邮局去领款，邮局职工认出了他，对他说：

    “内山先生是鲁迅先生的老朋友，是上海的老朋友，是中国的朋友啊！”

    大家对他十分热情，并没有因为他是战败国的人而对他另眼相看。这时他方才领悟我爸爸这片诚意，原来是同情他的处境，想对他有所表示，又怕有损于他的面子，才借购书的机会多汇了一点。这件事使内山先生感动得流了眼泪。他在自己所写的《花甲录》中说：

    “像丰子恺先生这样体贴人心，在日本人中是很难得看到的，在中国人中也是少见的，因此内心非常感激。”

    这次在上海重逢，内山先生又怀着感激的心情重提这件往事。他读过爸爸战时所发表的文章，知道爸爸率领人口众多的家属远奔四川，感到十分内疚，因为“那次悲惨的旅行就是日本军造成的”。

    １９６５年深秋，爸爸迎来了新加坡的莫逆之交（后来任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的）广洽法师，同游了苏州和杭州。

    广洽法师此次回到祖国，给苏州赠送了捷克雕刻家所作印光大师雕像；给泉州赠送了徐悲鸿所作弘一大师油画像。爸爸把好容易辗转收购到的李叔同先生在浙一师给学生上音乐课时放在钢琴头上的一只打簧表送给了广洽法师。

    广洽法师对弘一大师的纪念和弘扬不遗余力。１９５３年在杭州虎跑建立的弘一大师纪念塔，也有他的参与和捐款。１９６２年和１９６４年出版的《弘一大师遗墨》及其续集（均非卖品）则全仗广洽法师的资助。提供资料和担任编辑工作的，则是刘质平先生、吴梦非先生，还有钱君匋先生。（如今我和他们的子女也保持来往。）

    爸爸画了一幅以虎丘塔为背景的广洽法师肖像画《苏台怀古图》送给他。在沪苏杭三地盘桓了两三个星期后，两人依依惜别。爸爸送法师一首诗：

    河梁握别隔天涯，落月停云滞酒怀。

    塔影山光常不改，孤云野鹤约重来。

    想不到父亲来不及等到法师“重来”之日就与世长辞了。

    第五章日月楼时期（下）

    当时只道是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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