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30 章

    我和爸爸丰子恺 作者:丰一吟

    第 30 章

    春去秋来岁月忙，白云苍狗总难忘。追思往事惜流光。

    楼下群儿开电视，楼头亲友打麻将。当时只道是寻常。

    这是爸爸于１９７０年６月２８日晨写给恩狗的信里所附的一首“浣溪沙”词。

    信里只附这首词，没有附言。我一直到要编《丰子恺文集》前向弟弟要来爸爸给他的全部信件时，才看到这封信和这首词。我的眼睛不禁润湿了。

    “当时只道是寻常”这句话，带给我的是甜酸苦辣种种滋味。

    １９６６年６月以前，我家一片祥和之气。

    爸爸自己不一定参加打麻将，可他总是为亲友创造条件。（当然绝不赌钱，完全是游戏性质的。）楼下没空（例如让亲友邻居在厅里看电视了），就在楼上安排。如果人少缺搭子，他就凑上一个；人够了，他就退出，在一旁抽烟看别人打。总之，他很喜欢热闹。

    这种热闹的日子，当时只道是寻常。一场浩劫开始后，人人自卫，不敢串门。家中冷冷清清，这才体会到当时没有珍惜“寻常”之可贵。

    爸爸和我，常年都是待在家里弄笔杆子的人，对社会上的事熏尤其对政治，消息不灵，麻木不仁。哪里知道当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只是在一次学习会上曾听说爸爸的随笔《阿咪》受了批判。“受批判”，在当时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受批判的人好像被判了什么刑，永世不得翻身。后来我又听说爸爸是“内控”对象。大概因为他常应海外友人的要求，往海外寄字画（包括当时斥之为“迷信”的护生画）。他虽是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但已有好长一段时间不来叫他去接见外宾了。

    其实，那时候批判《阿咪》，倒还算实事求是。只是说这篇文章光写狗呀猫呀的小事，而不反映工农兵大题材。不像后来对《阿咪》的批判那么胡说。里弄里批斗起来更加厉害。画院还算文明的呢！

    画院对爸爸组织了几次批判会，起初还只是一般的批判，后来要他“交代罪行”。所谓“罪行”，就是要他承认在自己的作品中有影射。这怎么可以随便承认啊！他们给爸爸扣上一顶顶帽子，说他是“漏网大右派”，是“反共老手”，是“反革命黑画家”，是“反动学术‘权威’”……

    爸爸伤透了心。如果他真的是反革命，１９４９年４月他何必从当时还未解放的厦门投身到即将解放的上海来呢芽选他又何必在年过半百后还重新学习俄文，为新社会的读者服务呢芽选他又怎么会在１９５８年四川省革命残废军人教养院课余演出队来沪演出时“以最耐寒的黄花，献给最坚强的英雄呢”芽选他又怎么会在１９６１年访问南昌的革命烈士纪念堂时洒下激动的热泪呢芽选爸爸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

    记得有一天，爸爸从画院回到家里，神情黯然。一杯酒下肚，就把白天遇到的事了出来。他对家里人说：

    “他们逼我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说如果不承认，就要开大规模的群众大会来批斗我……我实在是拥护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啊！可是他们不让我爱，他们不许我爱。……”

    爸爸又吞下了一杯苦酒，老泪纵横……

    我从来没见过爸爸这样伤心。爸爸以前也哭过不少次。可性质不一样啊。有时是看了电影或文艺作品受感动；有时是遇到了人生无法避免的生离死别。爸爸说：

    “抗日战争时期，可以扬眉吐气地怒斥敌人；空袭的时候，至少也可以找个地方躲一躲。可现在……四周草木皆兵，好像都是敌人，叫我往哪里躲芽选……”

    那时候，“开群众大会”让爸爸很害怕。他并不是真的怕群众，他曾无数次在群众面前讲演过，口若悬河，神情自若。可现在，他害怕。他是怕对付那些被组织起来的、被操纵了的群众。

    就在那一天，抗日战争时和我们一起逃难的丙伯的第二个儿子周诒青（耘农）从外地来，正在我家做客。吃饭时，爸爸问他：

    “你看这场运动什么时候能结束？”诒青参加过“四清”运动，颇有经验。他首先安慰我爸爸说：

    “批斗到了最高峰，用‘群众大会’来吓你，就说明他们已束手无策，姆爸（即大伯）你不要惊慌。至于运动什么时候能结束，我也说不准，照‘四清’的前例看来，该不会很长吧……”

    诒青说的“批斗到了最高峰，就说明他们已束手无策”这句话，多少给了我们一点安慰。但毕竟世事难料。这一晚，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度过了。明天不知又会有什么花样！

    好像在搞地下活动

    电话机很快就拆除了。形势紧张，赶快写信通知先姐。信中不敢多说，怕信被拆。只说天太热，你不要来。此处没事，没有必要来。可先姐还是来了。

    “你没收到信？叫你别来，你怎么来了？”

    “我上午给家里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打不通；下午到了学校里又打，仍没反应。我就打到电话公司去问，回答我说：这号码已无用，电话机已拆除。我一听，更急了，连忙从学校赶来。”

    当时爸爸不在家，先姐急得哭起来。幸而不久爸爸就回来了。先姐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爸爸身上都是粉笔灰。我给他掸了。爸爸坐下来吃晚饭，仍饮酒自若。我稍问问运动情况，爸爸总是说没什么。他总把话扯开去，好像很不愿意有人问起这种不快的事情。”

    和宝姐通消息是比较快的，但必须学“地下工作”的方式。我进了“编译所”后，本来是不坐班的，一星期只去学习一个下午。“文革”一开始，就要求我们编译所和出版社一样正规上班。所以我几乎天天可以和宝姐见面。但宝姐所在的编辑室头头已表示过：

    “丰陈宝应该受到监视，不然会把信息通过丰一吟传给丰子恺的。”

    有什么大不了的信息，要对一个老人家保密！此话传到宝姐耳中，宝姐有一段时期不敢和我答腔，也不敢来看爸爸。有一次她熬不住了，特地换了一套平时不大穿的衣服，在晚上较晚的时候，走在路灯照不到的树荫里，偷偷地来看爸爸。

    第 3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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