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3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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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爸爸丰子恺 作者:丰一吟
第 31 章
我家门口贴上大字报说不许女婿幕后操纵这件事发生后,第二天宝姐在单位里就受到责问(显然是住在我们弄堂对面的人传过去的):
“那女婿是指谁?”
宝姐说:“爸爸女婿多了,我怎么知道是谁!”
从来都是老老实实的宝姐,这回竟大胆地赖了账。是啊,她一定考虑过:这件事查不出来的。因为看到民望哥的人,就只有华东医院那个护士。她又不认识民望哥,也不认识宝姐。知道是女婿就很不容易了。
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爸爸的工资已从每月220元降到60元“生活费”,存款也被“冻结”了。(后来连我个人的存款也被“冻结”,我何罪之有!)家里开销不够,有一天,妈妈到陕西路淮海路口的银行去取爸爸的存款。他们不让取,说是上头吩咐已经“冻结”了。这还不算,张春桥(后来才知他是“四人帮”中之一人)知道了妈妈取存款这件事,竟在一次会上说:
“要有阶级斗争观念,要提高警惕性!譬如反共老手丰子恺就很不老实,叫他老婆去银行取存款。……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选”
取自己的钱用,竟被说成“不老实”,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所以宝姐每次来,总给妈妈塞点钱补贴家用。有时约了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秘密相会,暗中把钱交我带回去给家里用。其他子女对老父母也有种种关心。
有一次,爸爸在“牛棚”里因头晕跌倒在水泥地上(大概又是脑贫血发作),去医院,头上缝了几针。我找一机会悄悄地告诉了宝姐。宝姐非常挂念。但风声很紧,她不敢来。一时也没有机会和我两人单独在一起。她便写了一张小纸条问爸爸情况,把纸条塞在缝衣针的管子里,也就不十分避人,在两人交手过时一边递上针管一边对我说:
“这就是你要向我借的缝衣针。”
“日月楼”只剩一半了
凡是被斗过的人家,总会受到里弄和房管处的注意。
有许多消息传来,说里弄这家被“扫地出门”了,那家的主人被斗后自杀了,还落了个“畏罪自杀”的罪名,等等。
我们心中惶惶不安,等待着大祸临头。
担心的事很快就发生了。白天有人敲我家的门,还敲得杀气腾腾。我正在楼下客堂里,赶快去开,这种人得罪不得啊。
“快去房管所一趟!”那人好像赶任务似的,说完就走。我们的房管所就在后面长乐路茂名南路口。我对爸妈说了,马上就要动身。
“我们不会被‘扫地出门’吧?”爸爸担心起来。
“不会!”我装作很有经验的样子安慰他。“你又不是资本家,不属‘地富反坏右’。”
所谓“地富反坏右”,是“文革”前就有的名称。那时人们都以为地主、富农和不法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真的全都是坏人。“文革”后,又加入了什么“叛徒”、“特务”、“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臭老九”(指知识分子)等莫名其妙的另外四类。当时我说:
“只有‘地富反坏右’才会扫地出门。我们不会的。爸爸还没有定案呢!”
“嗯……”爸爸将信将疑地应了一声。
“那位负责的苏同志上了点年纪,人很和气。一吟你给他说几句好话,他会……”
“知道,知道!”我没等妈妈把话说完,赶紧出门去了。一路上满肚子心事,筹划着到了那里该如何应对。
到了房管所,人多着呢。主持人不是苏同志。
“坏了。”我这才想起来,苏同志已上了年纪,快退休了。“这下糟了!”
一个很凶的年轻人正在呵斥被叫来的人,责令他如何如何。有的人回答时强词夺理,有的人则苦苦哀求,看来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我心里想:太平点算了。强词夺理会使对方反感,苦苦哀求非我辈所愿。抗战八年,我们什么苦头都吃过了,只要不扫地出门就行。
终于轮到我了。那个年轻人见了我,二话没说,开口就下令:
“你父亲被批斗,大字报都贴到街上来了。你们一家人住那么多房间。快把一楼和三楼统统让出来,还有亭子间。你们一共才三个人,加个保姆也才四个人。二楼还不够住吗。对了,厨房后面的小平房也让出来!”他看见我要说话的样子,赶紧接着说:“怎么?你要是不服气,我们就把你家的沙发都往外扔!”
“没希望了……”我只好乖乖地退出,让后面一个人上来听他训话。
我垂头丧气地走回家来。一进门,爸妈马上问:
“怎么样?”我几乎要哭了。得知详情后,妈妈叹一口气说:
“光是让楼下倒也罢了。三楼也叫我们让出去,住进来的房客不是要从我们二楼经过吗?还有厕所、浴室,不都要和我们合用吗?”
我默默地望着爸爸,没出声。爸爸慢吞吞地说:
“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只要不赶我们出去。住进来的也都是人,只要我们对他们好,人家也会通情达……”
爸爸说到这里,词语含糊了。想必是记起了批斗他的人不属于通情达理的。
我在房管处也没问一楼和三楼该什么时候让出来。这一天,大家都懒洋洋的,没有马上动手处理室内的东西。
第二天,苏同志忽然光临我家。爸爸接待他,我们都在一旁陪着,想听听他带来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看他那尊敬我爸爸的样子,不会是坏消息呢。
“昨天他们对你们的房子问题,是过分了一点。没办法,年轻人造反的劲头大,况且他们不知道你是高级知识分子,是知名人士。我和他们谈了一下,让是总归要让的。这样吧,三楼免了,留着你们自己用,方便些。其他还是要让的。不过,老先生,你们慢慢来,不必那么急的。”
我们听到这里,心里落下了一块大石头。三楼不让,太好了!
苏同志临走前又说了些闲话,显然带着对爸爸敬仰而又不敢太显露的语气。
“这是个好人!”爸爸送走他后说。
“我们全亏他!”妈妈感激地说。
接着,我们就考虑如何处理楼下的家什。小间原来只是放一个石磨(我们一直管它叫“磨子间”),把磨子搬出来就行。亭子间是英娥阿姨住的,请她搬上三楼,也比较简单。倒是楼下客厅和吃饭间里,有前房客董太太留给我们的很漂亮的洋式家具,什么沙发呀,吧台呀,大菜台呀,怎么办呢?
房管所的人虽然气势汹汹地勒令我们退了房子,后来倒也不来催我们出空。苏同志显然是知道内情的。我们也就拖着。不过,从那时起,我们生活都已集中在楼上,任楼下空着。
如今根据一些发票,我知道我们开始卖家具的日子是1966年10月29日。这一天,找一家旧家具店上门估价,卖掉了四件家具:一只柚木大菜台连两块柚板,55元;一个柚木长橱,40元;一个玻璃橱,35元;8只椅子,40元。羊肉当狗肉卖了。第二次卖家具是在1967年8月。除了卖去剩下的家具外,沙发也卖掉了。两个月后,最后一件大家伙———惠纳85键钢琴,终于也卖掉了。扣除修理费后净得278.30元。记得卖钢琴时爸爸有点难过。这是他为最疼爱的幼子新枚买下的。如今卖掉了钢琴,再也听不到他弹琴的声音了。
就这样,给我们带来了十多年欢乐的“日月楼”,只剩下一半了。
护生画出事了
那还是比较早的时候。爸爸虽然已在接受批判,家里还没有受到侵犯。有一次华瞻哥来,问起画院对爸爸批判了些什么。爸爸讲了一些,其中提到《护生画集》。华瞻哥听到这里,很敏感地从书橱里抽出一本《护生画集》第四册,那是广洽法师于1960年初在新加坡出版后寄来的。华瞻哥翻着翻着,紧锁着眉头说:
“唉,这些画……一幅幅,他们都可以找出理由来批判。……唉……”
翻到最后,华瞻哥忽然“啊!”了一声,接着就把这最后一幅的画题读出来:“月子湾湾照九州,几家欢笑几家愁———啊不!还是万家愁呢!那还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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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章
我家门口贴上大字报说不许女婿幕后操纵这件事发生后,第二天宝姐在单位里就受到责问(显然是住在我们弄堂对面的人传过去的):
“那女婿是指谁?”
宝姐说:“爸爸女婿多了,我怎么知道是谁!”
从来都是老老实实的宝姐,这回竟大胆地赖了账。是啊,她一定考虑过:这件事查不出来的。因为看到民望哥的人,就只有华东医院那个护士。她又不认识民望哥,也不认识宝姐。知道是女婿就很不容易了。
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爸爸的工资已从每月220元降到60元“生活费”,存款也被“冻结”了。(后来连我个人的存款也被“冻结”,我何罪之有!)家里开销不够,有一天,妈妈到陕西路淮海路口的银行去取爸爸的存款。他们不让取,说是上头吩咐已经“冻结”了。这还不算,张春桥(后来才知他是“四人帮”中之一人)知道了妈妈取存款这件事,竟在一次会上说:
“要有阶级斗争观念,要提高警惕性!譬如反共老手丰子恺就很不老实,叫他老婆去银行取存款。……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选”
取自己的钱用,竟被说成“不老实”,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所以宝姐每次来,总给妈妈塞点钱补贴家用。有时约了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秘密相会,暗中把钱交我带回去给家里用。其他子女对老父母也有种种关心。
有一次,爸爸在“牛棚”里因头晕跌倒在水泥地上(大概又是脑贫血发作),去医院,头上缝了几针。我找一机会悄悄地告诉了宝姐。宝姐非常挂念。但风声很紧,她不敢来。一时也没有机会和我两人单独在一起。她便写了一张小纸条问爸爸情况,把纸条塞在缝衣针的管子里,也就不十分避人,在两人交手过时一边递上针管一边对我说:
“这就是你要向我借的缝衣针。”
“日月楼”只剩一半了
凡是被斗过的人家,总会受到里弄和房管处的注意。
有许多消息传来,说里弄这家被“扫地出门”了,那家的主人被斗后自杀了,还落了个“畏罪自杀”的罪名,等等。
我们心中惶惶不安,等待着大祸临头。
担心的事很快就发生了。白天有人敲我家的门,还敲得杀气腾腾。我正在楼下客堂里,赶快去开,这种人得罪不得啊。
“快去房管所一趟!”那人好像赶任务似的,说完就走。我们的房管所就在后面长乐路茂名南路口。我对爸妈说了,马上就要动身。
“我们不会被‘扫地出门’吧?”爸爸担心起来。
“不会!”我装作很有经验的样子安慰他。“你又不是资本家,不属‘地富反坏右’。”
所谓“地富反坏右”,是“文革”前就有的名称。那时人们都以为地主、富农和不法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真的全都是坏人。“文革”后,又加入了什么“叛徒”、“特务”、“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臭老九”(指知识分子)等莫名其妙的另外四类。当时我说:
“只有‘地富反坏右’才会扫地出门。我们不会的。爸爸还没有定案呢!”
“嗯……”爸爸将信将疑地应了一声。
“那位负责的苏同志上了点年纪,人很和气。一吟你给他说几句好话,他会……”
“知道,知道!”我没等妈妈把话说完,赶紧出门去了。一路上满肚子心事,筹划着到了那里该如何应对。
到了房管所,人多着呢。主持人不是苏同志。
“坏了。”我这才想起来,苏同志已上了年纪,快退休了。“这下糟了!”
一个很凶的年轻人正在呵斥被叫来的人,责令他如何如何。有的人回答时强词夺理,有的人则苦苦哀求,看来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我心里想:太平点算了。强词夺理会使对方反感,苦苦哀求非我辈所愿。抗战八年,我们什么苦头都吃过了,只要不扫地出门就行。
终于轮到我了。那个年轻人见了我,二话没说,开口就下令:
“你父亲被批斗,大字报都贴到街上来了。你们一家人住那么多房间。快把一楼和三楼统统让出来,还有亭子间。你们一共才三个人,加个保姆也才四个人。二楼还不够住吗。对了,厨房后面的小平房也让出来!”他看见我要说话的样子,赶紧接着说:“怎么?你要是不服气,我们就把你家的沙发都往外扔!”
“没希望了……”我只好乖乖地退出,让后面一个人上来听他训话。
我垂头丧气地走回家来。一进门,爸妈马上问:
“怎么样?”我几乎要哭了。得知详情后,妈妈叹一口气说:
“光是让楼下倒也罢了。三楼也叫我们让出去,住进来的房客不是要从我们二楼经过吗?还有厕所、浴室,不都要和我们合用吗?”
我默默地望着爸爸,没出声。爸爸慢吞吞地说:
“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只要不赶我们出去。住进来的也都是人,只要我们对他们好,人家也会通情达……”
爸爸说到这里,词语含糊了。想必是记起了批斗他的人不属于通情达理的。
我在房管处也没问一楼和三楼该什么时候让出来。这一天,大家都懒洋洋的,没有马上动手处理室内的东西。
第二天,苏同志忽然光临我家。爸爸接待他,我们都在一旁陪着,想听听他带来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看他那尊敬我爸爸的样子,不会是坏消息呢。
“昨天他们对你们的房子问题,是过分了一点。没办法,年轻人造反的劲头大,况且他们不知道你是高级知识分子,是知名人士。我和他们谈了一下,让是总归要让的。这样吧,三楼免了,留着你们自己用,方便些。其他还是要让的。不过,老先生,你们慢慢来,不必那么急的。”
我们听到这里,心里落下了一块大石头。三楼不让,太好了!
苏同志临走前又说了些闲话,显然带着对爸爸敬仰而又不敢太显露的语气。
“这是个好人!”爸爸送走他后说。
“我们全亏他!”妈妈感激地说。
接着,我们就考虑如何处理楼下的家什。小间原来只是放一个石磨(我们一直管它叫“磨子间”),把磨子搬出来就行。亭子间是英娥阿姨住的,请她搬上三楼,也比较简单。倒是楼下客厅和吃饭间里,有前房客董太太留给我们的很漂亮的洋式家具,什么沙发呀,吧台呀,大菜台呀,怎么办呢?
房管所的人虽然气势汹汹地勒令我们退了房子,后来倒也不来催我们出空。苏同志显然是知道内情的。我们也就拖着。不过,从那时起,我们生活都已集中在楼上,任楼下空着。
如今根据一些发票,我知道我们开始卖家具的日子是1966年10月29日。这一天,找一家旧家具店上门估价,卖掉了四件家具:一只柚木大菜台连两块柚板,55元;一个柚木长橱,40元;一个玻璃橱,35元;8只椅子,40元。羊肉当狗肉卖了。第二次卖家具是在1967年8月。除了卖去剩下的家具外,沙发也卖掉了。两个月后,最后一件大家伙———惠纳85键钢琴,终于也卖掉了。扣除修理费后净得278.30元。记得卖钢琴时爸爸有点难过。这是他为最疼爱的幼子新枚买下的。如今卖掉了钢琴,再也听不到他弹琴的声音了。
就这样,给我们带来了十多年欢乐的“日月楼”,只剩下一半了。
护生画出事了
那还是比较早的时候。爸爸虽然已在接受批判,家里还没有受到侵犯。有一次华瞻哥来,问起画院对爸爸批判了些什么。爸爸讲了一些,其中提到《护生画集》。华瞻哥听到这里,很敏感地从书橱里抽出一本《护生画集》第四册,那是广洽法师于1960年初在新加坡出版后寄来的。华瞻哥翻着翻着,紧锁着眉头说:
“唉,这些画……一幅幅,他们都可以找出理由来批判。……唉……”
翻到最后,华瞻哥忽然“啊!”了一声,接着就把这最后一幅的画题读出来:“月子湾湾照九州,几家欢笑几家愁———啊不!还是万家愁呢!那还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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