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33 章

    我和爸爸丰子恺 作者:丰一吟

    第 33 章

    “焚书”已近尾声，正当我们暗自庆幸时，忽然我家的门铃响了！

    我永远忘不了这紧张的一刻！是谁会在半夜按我家的电铃？莫非有人发现了火光？有人闻到了气味？这下祸闯大了！不仅我和英娥阿姨这两个“执行者”会遭难，还会连累爸爸，说他是“指使者”。只有妈妈无辜，还能来替我们送送牢饭。

    我和英娥阿姨呆若木鸡；爸爸妈妈在黑暗的房里，但愿他们已睡着了，没听见。

    我们这样待了很久。我简直停止了思维，只有心在怦怦乱跳。可是，竟然什么也没发生！门铃只响了一次，就再也不响了。

    是佛在保佑我们吗？是按错了门铃吗？是谁开玩笑吗？或者，更可能的是过往巡逻的人闻到了气味，怕我家失火。按了一下门铃没反应，也不想管这闲事了。总之，在那暗无天日的时期，这天半夜一定有人在佑护我们。

    是啦，一定是弘一大师！他不会怪罪我们烧护生画集，因为他知道我们是逼不得已的；而且他能预见到爸爸后来身陷困境还在晨曦中完成最后一册《护生画集》，提早为弘一大师祝百岁冥寿。

    熊熊烈火慢慢熄灭了。我们的心跳也渐趋正常了。但是大家都不敢对话，生怕被人听见。

    英娥阿姨收拾好残局。我们就这样在沉默中过了不眠之夜。

    无穷尽的批斗

    我已算不清在整个“文革”时期爸爸挨了多少次批斗，因为次数实在太多了，数也数不清。况且有的批斗他从来不告诉我们，我只是后来听别人说的。

    上海文艺界的四大领导———作协的巴金，音协的贺绿汀，剧协的周信芳，美协的丰子恺，到后来都是上海“十大重点批斗对象”。爸爸不该当美协主席和画院院长。在家赋闲，也许会好些。不！恐怕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他写的文章太多了，画的画就更多。画院里画山水画的画师，不也都在挨批斗吗。山水画里挑得出什么骨头；爸爸的画和文章里可挑的骨头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如果放在里弄里批斗，说不定会更糟。

    画院逼着爸爸“彻底”交代，否则要开群众大会———那一次使我家特别紧张。爸爸自己呢，从来都受人尊敬，突然变成阶下囚，思想更是转不过弯来。不过，后来渐渐明白了：这是政治上的斗争，波及到老百姓。历史上的老百姓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的事不在少数。至于下边那些执行者，其实也是老百姓。有的人是愚忠，有的人是不敢抗命，那都是可原谅的。唯有那些混水摸鱼的投机分子，在这种乱世，正是他们表现自己的好机会。有道是“阎王好见，小鬼难挡”。也只得任他们表现，任他们折磨自己！想通了这个道理，爸爸就不再认真。他开始做戏，巧妙对付。

    批斗的次数很多，除了画院之外，什么少年宫啦，美术展览馆啦，江西中路青年会啦，上钢三厂啦，求新造船厂啦，崇明啦，川沙啦，车沟大队啦，民建大队啦……恐怕连爸爸自己也记不得那么多，我连先后次序也搞不清。

    少年宫那次批斗时，据说唐云先生遭到毒打，棍子都打断了。因此，接着把大家拉出去游街时唐先生没法参加。据说游街的人中有沈柔坚先生等等。

    爸爸事后说，那次游街时，有一少年尾随着他，找一机会悄悄地对他说“丰先生，我是很崇拜你的。”

    崇明是画院程亚君先生搞“四清”运动的地方。所以爸爸被带到崇明去，程先生也一起陪去。爸爸的漫画一张张被放大后裱在硬纸上带去。崇明较远，要过夜的。爸爸就在这时养成了和衣而睡的习惯。

    他们两人被批斗，造反派则趁机在崇明买大闸蟹带回去享受。

    在车沟大队时，正逢刘少奇同志被宣布为叛徒、内奸、工贼，工宣队便对“牛”们训话：“你们的总后台垮台了！”天晓得，“牛”们之中恐怕没一个与刘少奇同志有任何联系，怎么一下子变成自己的总后台了？选关于川沙的批斗，在爸爸去世后我认识了一位川沙的朋友，请他写下了如下的情况：

    １９６９年秋冬之际，由上海美术界组织派人开小轿车，将丰子恺先生带来川沙大会堂批判。

    批判会上，事先已将丰子恺先生画集里十来张漫画临摹放大在整张白纸上，由批判发言人逐张进行批判。批判一张，撕下一张，团成纸团，丢在丰子恺先生的周围。在批判结束时，有一个人拿竹扫帚随着丰子恺先生走进舞台侧幕时，象征性地跟着扫过去，同时高呼口号：扫进历史垃圾堆！

    丰子恺先生在批判会上，由于年老了，是让他坐在凳子上的。只是在批判高潮时，曾叫他站立过。

    批判会后，丰子恺先生仍由小轿车带走，离开川沙。

    这次批判算是文明的。爸爸还坐上了好久没坐过的小轿车。批判时也没让他多站。倒是造反派们在这次批判前煞费了一番功夫，还准备了道具，可能像排戏一样还得先排演一番吧。

    张乐平先生在１９８１年５月２０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写的是他和我父亲的事，题目叫《画图又识春风面》。其中关于批斗的事这样写着：

    “文革”时期，我们当然在劫难逃。因他是美协上海分会主席，沈柔坚和我是副主席，他挨斗，我俩总要轮流陪斗，坐“喷气式”（吟按：指由两个“造反派”一左一右按下被批斗人的头飞快地把他推出场），挂牌，一样待遇。有一次在闸北一个工厂被揪斗。我们一到，匆匆被挂上牌子，慌忙推出示众。一出场，使我好生奇怪：往常批斗，总是子恺先生主角，我当配角；而这一次，我竟成了千夫所指，身价倍增。低头一看，原来张冠李戴，把丰子恺的牌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我向造反派的头头指指胸前，全场哄笑，闹剧变成了喜剧。

    林放先生于１９８３年２月１０日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文章《丰子恺先生一事》中提到求新造船厂的那次批斗。文章不太长，我就全文抄录如下：

    听说丰子恺先生的《缘缘堂随笔集》又将出版，而且听说那里面还收有好多篇从未发表过的《续笔》在内。这些《续笔》，据丰一吟同志说是在丰先生白天坐“牛棚”，挨批斗，清晨却在灯光下悄悄地写出来的。丰先生本来是一位慈祥恺悌的君子，可是他这种韧性的战斗，就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及，更不必拿那些随风而倒的小丈夫来对比了。

    子恺先生是属于我们老师一辈的长者。我至今还能回味自己的中学生时期，从丰先生的美术音乐着作和随笔漫画中吸取的营养和情趣。由于年龄上的差距，我和丰先生是够不上有什么交往。但在“文革”中却居然也有这么一次的“缘”分，足以印证一吟同志所说的丰先生在大动乱中写作的背景。那天由好多个“造反”组织在求新造船厂联合召开的批斗大会，“牛鬼蛇神”是黑压压的一大堆，约二三十名之多，其中就有丰先生。不过那天的重点对象似是周信芳和袁雪芬两位。丰先生和我面对面地枯坐在长板凳上，听着前台的董超、薛霸凶神恶煞似的抡着水火棍揪斗周、袁两位，大声吆喝，拳足交加，完全是按照京剧《野猪林》的戏路来进行批斗的。尽管气氛是如此紧张，丰先生却还是跟平素一样，恬静肃穆，淡然入定，只是在他的眼光里流露那么一点悲天悯人的忧郁的神情。直至批斗会解散后，我们又同乘一辆卡车，到了南市某处，丰先生跳车下去，恰巧旁边有一辆车横闯过来，擦着他的身边疾驰过去。大家“哎呀”一声为他捏了一把汗，然后目送他踽踽独行而去的背影。这就算是我对丰先生的最后印象了。

    现在呢，除了上面我所见的白天坐“牛棚”挨批斗的背景之外，又加上了“清晨却在灯光下悄悄地写出了《缘缘堂续笔》”这样执拗地忠贞于艺术创作的情景。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样的老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知识分子？难道不值得我们怀着尊敬的心情好好地思考思考吗？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里弄也奉命监督起爸爸来了。要他每天在我家门前的水泥地上扫地。活儿不重，但叫人痛心！我年纪轻轻的不许扫，专职打扫卫生的英娥阿姨不许扫，偏要叫七十多岁的老人家去扫。我们忍心吗？我只好为爸爸做一点准备工作：给我家的畚箕装上个长柄，让爸爸可以不必弯腰。没扫了几天，妈妈就代替了爸爸做这工作。好在里弄里也没人来检查。

    先姐还回忆起一件事。有一次她带了女儿阿春来看爸爸妈妈。爸爸上午被传到单位去了半天，回家已很累。吃了午饭正在午休时，忽然楼下进来一个人，妈妈事后告诉我是里弄干部菖大姐，原来就是那个得志弄权的小人。她大喊着：“丰子恺，快去劳动！”

    先姐连忙下楼对她说：“爸爸上午累了半天，身体不大好，已睡了。”

    妈妈随后下楼，对那女人说：“他上午去单位劳动过了！”

    那女人坚决要爸爸去。正在这时，爸爸已起身，一边下楼，一边把一件夹衫披到身上说：“我去我去！”

    那天我正好不在家，先姐刚才进门时就已看到里弄里一些十二三岁的顽童手持木条口里喊着“牛鬼蛇神不许乱说乱动”之类的口号，跑来跑去。她极不放心，决定跟去。但又怕被那女人看穿了要加以阻拦。便随手抱起阿春，假做一路逗她玩儿的样子，往爸爸劳动的地方走去。

    那是在弄内拐弯的地方。已经有几个“牛鬼蛇神”在劳动了。他们的工作是把墙上的旧标语纸刮下来，把墙洗干净。先姐看见爸爸俯身去捡了一个小瓦片作为工具，开始刮起来。旁边有五六个小学生手拿鞭棍站在那些被强制劳动的人身后。先姐怕他们对爸爸胡来，就一直抱着阿春站在一旁。这时那个菖大姐走过来板着脸问她：“你到这里来啥意思呢？”

    “没什么，我抱孩子在玩。”先姐说。

    幸而人多刮得快，更幸而那几个学生没动武，先姐才略略放心。一直等到爸爸结束劳动一起回家，才松了一口气。

    在那些日子里，街面上到处都可看到贴着批斗爸爸的大字报。据说漫画中有一幅，人头龟身，龟背上写着“反共老手丰子獃”。玩弄文字游戏（獃是呆的繁体字，其左边与恺字右边的繁体字写法相同），真是挖空心思，无聊透顶！

    人怕出名猪怕肥。没名气的人相对地说比较安稳些。像爸爸这样，大字报一上街，连我们这些家属，乃至他的亲戚朋友，都会受牵连。“文革”结束后，从各方传来消息，才知爸爸牵连了不少仰慕他的人，使他们也受尽折磨！

    据各方面的反映，爸爸对于批斗，颇能处之泰然。他只是终日抽烟。在牛棚里，他坐得笔直。有人问他这样累不累，他说坐直了反而不累。没有外人的时候，他风趣乐观，谈笑风生。他常常谈些文艺上的词汇和术语，把日语和英语的读法加以比较，谈到日英词语在内容上的差异。也谈生活方面的事情。有时被造反派叫去审问，回来后，好像没这回事，就像去小便一次似的，继续往下谈。还有人说，他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后面加上“三不怕羞，四不怕痛”。听来令人寒心。还有人说，造反派在批斗时问他：“你为什么信佛教？”爸爸居然说：“佛教是众人信，不是我丰子恺信。佛教有几千年历史。”这些都是听别人说的，不是我直接采访来的。

    不过，正因为爸爸信佛教，想得开，在对付这场空前的劫难时还能撑住。他不仅自己想得开，还劝别人想开些。唐云先生于１９８１年５月２６日在《解放日报》上写的文章中说：

    记得１９６９年初冬我们到上海郊区曹行公社劳动的时候，丰老常常和我一起谈心。有一次我向他吐露出自己的悲观情绪，说等这场运动结束后我要到乡下去找一个安静之处以了余生。丰老不以为然，他对我说：“老唐，你不应该走掉。留在上海吧。将来上海更需要你画画的。这班人（指四人帮）倒行逆施，决不会长久。你等着吧，一定能看到他们的下场。你要为国家多做一点贡献。千万不要有此消极的念头。”他这一席话至今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尽管爸爸这样劝唐云先生，实际上在这场运动中，他自己肯定也有过种种想法。太长久了啊，这场运动！抗战也只忍受了都是写的向俞云阶先生采访我爸爸的情况。我现在把这篇文章里俞先生讲给方先生听的关于“文革”中我爸爸的全部情况摘录如下：

    ……你们要求我谈谈丰子恺先生，我想了许多天。丰先生是我的长者，后辈理当少谈前辈，尤其对这位近代中国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他生前从不受别人奉承。想来想去，还是谈点我们之间的一些交往，对年轻人也许有好处。……六六年一夜间，中国陷入了“红色恐怖”之中，我自然在劫难逃。不久我被唤到设在市博物馆的“牛棚”里。当时，我自忖自己“久经沙场”，又是只被人从灵魂上消灭了的“死老虎”，心里很坦然。报到之日，便稳稳地踱进“牛棚”。一进门，却大吃一惊，只见几十位先来者，早已靠着四面墙角，规规矩矩，席地而坐。两个戴袖章的人上来拽住我，一把拖到他们先前排定的座位上。刚坐下，抬眼见丰子恺先生盘腿坐在对面墙根下，朝我点头微笑，仿佛说：我料到你会来的。

    就这样，我们有幸结为“牛友”。

    丰先生当然数“大牛”了，我是“小牛”。大大小小几十头“牛”，被圈在棚子里，每天读“敦促杜聿明投降很长，一位老先生老眼昏花背不出，被人打得死去活来。丰先生不像别人那样高声诵读，只是微合双目，喃喃默念，天知道他在读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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