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3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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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爸爸丰子恺 作者:丰一吟
第 35 章
在1947年出版的《又生画集》的自序中,爸爸说想不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还能出版画册,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叫当时才九岁的新枚以这两句诗为题,画了一幅画充作扉页。想不到二十年后爸爸又遇到了更厉害的“野火”,可是这一回他终于没能等到春风的来临!
一对可怜的青梅竹马
新枚和他的表妹沈纶(又名佩红)是一对青梅竹马。沈纶是我妈妈的亲妹妹的女儿。他们俩长大了分开很久后,终于结成夫妇。
那是在1967年,爸爸正到处挨斗的时期。他们结婚证明上的日子是1967年12月19日,但举行婚礼是在11月的某一天。什么“婚礼”啊!除了自己人一起在家里吃一顿饭以外,什么都没有。哪像现在,越来越铺张,花样越来越透。事后我要他们夫妇回忆结婚的日子,新枚说不记得了(其实是他不愿谈以往不快的事),沈纶给了我两个日子:27号或29号。
我们家乡往往用“小”字称呼幼小或年轻的人。但惯于把这个“小”字读成“Ao”的去声。沈纶小时候,人家叫她“小毛头”,也就是“Ao毛头”,长大后,就称她“Ao毛”。毛与猫同音,所以我们常戏称她和恩狗(新枚)是一只狗一只猫。而这个“Ao”,写成文字时很为难。爸爸在给沈纶的信里,本来写成“咬毛”(我们家乡话这个“咬”字就念成“Ao”)。“文革”以后不行了,这样写要被批斗甚至上纲上线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的。于是爸爸就改用“咬猫”、“好猫”或“好毛”。
1978年末,我曾给好猫去信,要求她回忆当时结婚的情况。如今我写这段话时,这对可怜的狗猫都已长眠地下了,所以我已无法再问他们本人,只得把好猫两次回信中有关的情况摘抄下来。1979年1月9日她的复信如下:
一吟姐:由枚转来的信收到。我回忆了好久也回忆不出个详细情景来,但多少有些记忆。
我们结婚是在67年11月29日(也许27日)……那天又是阴雨天,反正按外国人的说法是个不吉利的日子,即都是单数,又是风雨交加。那天确是正好父亲又挨批斗的一天,去哪里批斗我也记不清。反正我清清楚楚记得我们轮流在窗口急盼父亲归来的情景。枚又下楼去弄堂口等多次。最后还是由枚等到了父亲后搀着上楼的。那好像已经靠近傍晚了。父亲正像你说的每次开完批斗会后回家来从不谈批斗的情况。那天也一样,而且他不但自己丝毫无不高兴的样子,还让我们也要高兴些,说:“今天是你们的好日脚,勿要为我的事扫了你们的兴,我自己都不在乎,你们更犯不着不开心了。”过后又让我们快点去重南吃喜酒(吟按:指重庆南路好猫的母家)。婆婆宝姐去重南是肯定的,你去不去我忘了。也许你也留下来和英娥一起陪父亲的。吃过饭后分几批回陕南,都去看了看三楼的新房。父也亲自上三楼来为我们祝贺。还亲自为我们在新房中点燃了一支红蜡烛。我清楚记得父亲为我们的新婚写过一首诗。我找了好久,终于找出来了:喜
气满新房,新人福慧双。山盟铭肺腑,海誓刻肝肠。
月黑灯弥皎,风狂草自香。向平今愿了,美酒进千觞。
父亲还送给我和枚各一精美小镜子以示我们同镜同心,至今我还保存着(吟按:现已找不到)。那天晚上虽然有父亲亲自上来为我们贺喜及两家人的道喜,但心情总是不一样。人人都因父亲而心事重重,尤其是枚,晚上发泄了一通后一直沉默不语,间或歇斯底里地大拍床等。难忘的不眠之夜!
当时这一阶段父亲的被批斗没完没了,全家都为此而难受不堪,才想出了结婚这个“冲冲喜”的办法。至少当天从表面上来看是起到了一定的“冲喜”作用,父亲表面看来那天晚上是很高兴的,他吃了不少酒。……
爸爸后来又在这首诗的基础上作了一首长诗寄给新枚,没有附信,一切尽在不言中。诗未署年代,按常理推算,应该是1967年12月所作。内容为:
贺新枚结婚
香阁气氤氲,佳期逢小春。山盟铭肺腑,海誓守心魂。
月黑灯弥皎,风寒被自温。向平今愿了,美酒进千樽。
美酒进千樽,当筵祝意深。相亲如手足,相爱似宾朋。
衣食当须记,诗词莫忘温。胸襟须广大,世事似浮云。
这末句意味深长。爸爸看惯了似浮云变幻的世事,所以谆谆嘱咐胸襟不够宽广的新枚。
好猫在发出上一信后过了20天,又在另一封复信中补谈了一些:
新枚是1964年天津大学毕业后进上海科技大学念研究生的。按理1966年夏就可科大毕业,并且肯定是分配工作在上海一个较好的单位的。因为“文革”开始了才把毕业事拖下来,直到1968年三四月份才分配到石家庄报到。……结婚是我从天津去沪的。你还记得我们结婚是“先斩后奏”吗?我记得特别清楚,是过后才写信给天津单位寄来证明,然后才去登记的。那已经是快1968年元旦了。所以好像是临时决定才结婚的。……吃酒时间肯定是当天晚上在我家……而且肯定就吃这一次,而未在陕南吃过。你想当时的陕南是何环境?父亲当天确实是想去我家吃喜酒的。但因父亲当天刚批斗完,而且当时他是除了家和被批斗的地方外任何地方都不去的,所以由你在家相陪父亲。我记得新枚在去我家路上及吃酒过程中面色一直是阴沉的,一直惦记着父亲,所以吃完就赶紧回陕南。……我听我阿姐说画院里父亲被罚跪在地上……当时阿姐告诫我不要告诉你们尤其是新枚。即使现在告诉新枚,他也会气得发狂的。……父亲在这种对待一个七十年迈老人的惨无人道的迫害下,在家里也从来不对亲人吐露一点迫害真况,这样的可贵品德怎能不令人心酸而又可敬呢!
这一对苦命夫妻以后似乎被注定了一直过着分居的生活,难得相聚在一起。先是分居在石家庄和天津,后来新枚赶末班车去北京考取了研究生(他读了两次研究生),三年都被派出国。爸爸去世后他自己设法调工作到杭州,为了离上海近一点好照顾妈妈。好容易把好猫也调到了杭州,香港友人又推荐他去香港工作。后来好猫提早退休住到深圳去,为的是好让丈夫和当时也在香港工作的儿子丰羽周末回来团聚。没想到这种时分时合的生活竟以好猫生癌而告结束。她来沪治癌两年,新枚指望退休后回沪照料她,谁料在退休前两个多月,苦命的好猫就离开了人世。新枚只影来沪,孤单地独居在专为好猫买下的房子里。幸而那房子离我家很近,早已丧偶的我(阿崔于1994年死于肺癌)和他,姐弟俩互相照顾,互相慰乐,再加上有在沪的大姐
二姐和好猫的诸多姐妹兄长时相往来,他倒也能安度晚年。尤其是我,有这样一个满腹古诗词的弟弟毗邻,我研究爸爸时发生什么问题,一个电话打给他就能解决。据宝姐后来告诉我,新枚肚子里有两千首古诗词,都能背诵。我常为有一个弟弟毗邻,觉得有一种幸福感。我虽然和女儿女婿外孙住在一起有照顾,但他们白天都不在家。弟弟则每天都闲暇无事,我有事可以差遣他。从来都是我这小妹承担丰家的一些事务,如今有弟弟顶我了。他比我小九岁啊!这种有弟弟在一旁助一臂之力的感觉真好!
那时,先姐的儿子的小家庭、宝姐的女儿的小家庭,以及宝姐祖孙三代,都已迁往外环线外的航华新村。他们互相可以一呼就到,在一起饮酒作乐,颇有“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的情趣。他们自诩为“三家村”。唯有我家还住在内环线内斜土路上近龙华医院的地方。而新枚的房子就在龙华医院对面。他回来以后,我和他就成了“两家村”,也可享受一下“隔离呼取”的情趣。我有事要他帮忙,也可一呼就到。
大哥中风多年后终于去世,我就叫弟弟张罗花圈的事;胡治均先生患气管癌不治而去世,也是弟弟张罗花圈。
谁又料到,退休回来还不到一年的弟弟,却是由我们来为他张罗花圈了!
他的死实在太突然。好端端地中午请我们吃饭,走出餐馆,在门口硬地上往后一跌,响声震天,送往医院检查,颅内大出血,开刀后十四天就与我们永别了。
关于弟弟的死,我不想多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悲伤的一件事。爸妈去世,丈夫去世,都有一个生病的过程,让人有思想准备。弟弟却如此迅速,不别而行。我好长一个时期几乎天天暗自流泪,现在写这一段文章也是伴着泪水写成的。———其实写“文革”的好几个片段时何尝不都是和泪写成的啊。
时间确实是最好的医生。我现在已经能适应没有弟弟的日子了。只是在和好猫的姊妹们谈起他俩时,仍禁不住要叹息这一对青梅竹马的夫妇好命苦啊!
日月楼中的邻居
家里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可以说些私房话。我们家的房子让出了以后,好一阵子没人搬进来。可是有一天,楼下忽然闹哄哄。我走到楼梯口张望一下,乖乖!一群造反派闯进了我家。不过,他们不是冲着我们来的。而且也不算很嚣张。他们进了空荡荡的客厅,喧哗了一阵子,静了下来,好像在听一个人说话。
我们以为他们暂时进来一下就走的,岂知就在这里驻扎下了。不知他们从哪里打听到我们楼下空着,就擅自进来住。后来才知道这是建工队的一支造反派,把我们楼下作为一个据点。
他们中有几个人常要到楼上来上厕所,这对我们是一种威胁。妈妈很担心爸爸的安全。
“一吟,你去说说看,能不能叫他们用楼下的厕所?”
我硬着头皮下楼去。先问清了谁是头头,谈判就开始了。我按事先想好的策略,先表示欢迎他们来我们楼下住,把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然后进入正题。我说,我们一家除了爸爸以外,都是女人,你们上楼来用厕所,多有不便。楼下也有一个厕所。如果你们嫌脏,我们可以打扫干净。对你们来说,也省得爬楼梯了。如此等等说了一通。那头头还算通情达理,跟我聊起天来,问了一些爸爸的情况。我怀疑他们上楼来用厕所可能是想张望一下,看看名画家丰子恺是怎么个长相。这件事总算太平地过去了。有了他们在楼下,我家还平安些呢。
若干年以后,我在淮海路新华,有一个人向我打招呼。我这个人,认人的能力极差。我望着他发呆。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建工队的,‘文革”期间到你们楼下住过。”
“啊,想起来了!对不起,我健忘。”
彼此寒暄了一番。造反派里极大多数人是正常的人。只有极少数是残酷的,狂妄的。
…………
我们二楼有前后两间,前间又自己隔成东西两间。住得还算宽舒。可是有一天,来了两个不速之客———画院的造反派。他们提出要暂借我们二楼后房办公。说是暂借,谁知道住多久。
那时正好新枚和好猫在家。我至今还记得新枚瞪出了两只眼睛,脸涨得通红。我真怕他当场发作。有造反派为贴邻,对爸爸自然是极大的威胁。但我们哪敢不答应。他们看见我们爽脆地答应了,就吩咐我们清理一下后房的细软,给他们留下家具,转身下楼了。
谁知他们还没走下楼梯,新枚就大发雷霆,敲台拍桌。我们要劝住他,已来不及。那两个造反派已闻声回到楼上来。
空气凝住了。一场恶性的战争眼看就要爆发。
“怎么?对我们不满意吗?”
这时我要感谢新枚,他总算抑制住,没吭声。
但更要感谢我那聪明善良而又机灵的弟媳急中生智,马上对他们说:“跟你们没关系。我们夫妻吵架,你们来以前我们就在吵了。他看见你们一走,就又吵了。没你们的事!对不起!对不起!”
这一席话挽救了爸爸,更挽救了新枚。如果被造反派戳穿了,他们不但要为此批斗爸爸,对新枚也决不会罢休。那个时代,只要一通知新枚单位,新枚的前途就不堪设想!
造反派一听说是夫妻吵架的继续,倒也很像,就下楼离开我们家走了。
好一个聪明的好猫!新枚的命运,就在她说了这几句话后转危为安了!
第 35 章
恋耽美
第 35 章
在1947年出版的《又生画集》的自序中,爸爸说想不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还能出版画册,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叫当时才九岁的新枚以这两句诗为题,画了一幅画充作扉页。想不到二十年后爸爸又遇到了更厉害的“野火”,可是这一回他终于没能等到春风的来临!
一对可怜的青梅竹马
新枚和他的表妹沈纶(又名佩红)是一对青梅竹马。沈纶是我妈妈的亲妹妹的女儿。他们俩长大了分开很久后,终于结成夫妇。
那是在1967年,爸爸正到处挨斗的时期。他们结婚证明上的日子是1967年12月19日,但举行婚礼是在11月的某一天。什么“婚礼”啊!除了自己人一起在家里吃一顿饭以外,什么都没有。哪像现在,越来越铺张,花样越来越透。事后我要他们夫妇回忆结婚的日子,新枚说不记得了(其实是他不愿谈以往不快的事),沈纶给了我两个日子:27号或29号。
我们家乡往往用“小”字称呼幼小或年轻的人。但惯于把这个“小”字读成“Ao”的去声。沈纶小时候,人家叫她“小毛头”,也就是“Ao毛头”,长大后,就称她“Ao毛”。毛与猫同音,所以我们常戏称她和恩狗(新枚)是一只狗一只猫。而这个“Ao”,写成文字时很为难。爸爸在给沈纶的信里,本来写成“咬毛”(我们家乡话这个“咬”字就念成“Ao”)。“文革”以后不行了,这样写要被批斗甚至上纲上线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的。于是爸爸就改用“咬猫”、“好猫”或“好毛”。
1978年末,我曾给好猫去信,要求她回忆当时结婚的情况。如今我写这段话时,这对可怜的狗猫都已长眠地下了,所以我已无法再问他们本人,只得把好猫两次回信中有关的情况摘抄下来。1979年1月9日她的复信如下:
一吟姐:由枚转来的信收到。我回忆了好久也回忆不出个详细情景来,但多少有些记忆。
我们结婚是在67年11月29日(也许27日)……那天又是阴雨天,反正按外国人的说法是个不吉利的日子,即都是单数,又是风雨交加。那天确是正好父亲又挨批斗的一天,去哪里批斗我也记不清。反正我清清楚楚记得我们轮流在窗口急盼父亲归来的情景。枚又下楼去弄堂口等多次。最后还是由枚等到了父亲后搀着上楼的。那好像已经靠近傍晚了。父亲正像你说的每次开完批斗会后回家来从不谈批斗的情况。那天也一样,而且他不但自己丝毫无不高兴的样子,还让我们也要高兴些,说:“今天是你们的好日脚,勿要为我的事扫了你们的兴,我自己都不在乎,你们更犯不着不开心了。”过后又让我们快点去重南吃喜酒(吟按:指重庆南路好猫的母家)。婆婆宝姐去重南是肯定的,你去不去我忘了。也许你也留下来和英娥一起陪父亲的。吃过饭后分几批回陕南,都去看了看三楼的新房。父也亲自上三楼来为我们祝贺。还亲自为我们在新房中点燃了一支红蜡烛。我清楚记得父亲为我们的新婚写过一首诗。我找了好久,终于找出来了:喜
气满新房,新人福慧双。山盟铭肺腑,海誓刻肝肠。
月黑灯弥皎,风狂草自香。向平今愿了,美酒进千觞。
父亲还送给我和枚各一精美小镜子以示我们同镜同心,至今我还保存着(吟按:现已找不到)。那天晚上虽然有父亲亲自上来为我们贺喜及两家人的道喜,但心情总是不一样。人人都因父亲而心事重重,尤其是枚,晚上发泄了一通后一直沉默不语,间或歇斯底里地大拍床等。难忘的不眠之夜!
当时这一阶段父亲的被批斗没完没了,全家都为此而难受不堪,才想出了结婚这个“冲冲喜”的办法。至少当天从表面上来看是起到了一定的“冲喜”作用,父亲表面看来那天晚上是很高兴的,他吃了不少酒。……
爸爸后来又在这首诗的基础上作了一首长诗寄给新枚,没有附信,一切尽在不言中。诗未署年代,按常理推算,应该是1967年12月所作。内容为:
贺新枚结婚
香阁气氤氲,佳期逢小春。山盟铭肺腑,海誓守心魂。
月黑灯弥皎,风寒被自温。向平今愿了,美酒进千樽。
美酒进千樽,当筵祝意深。相亲如手足,相爱似宾朋。
衣食当须记,诗词莫忘温。胸襟须广大,世事似浮云。
这末句意味深长。爸爸看惯了似浮云变幻的世事,所以谆谆嘱咐胸襟不够宽广的新枚。
好猫在发出上一信后过了20天,又在另一封复信中补谈了一些:
新枚是1964年天津大学毕业后进上海科技大学念研究生的。按理1966年夏就可科大毕业,并且肯定是分配工作在上海一个较好的单位的。因为“文革”开始了才把毕业事拖下来,直到1968年三四月份才分配到石家庄报到。……结婚是我从天津去沪的。你还记得我们结婚是“先斩后奏”吗?我记得特别清楚,是过后才写信给天津单位寄来证明,然后才去登记的。那已经是快1968年元旦了。所以好像是临时决定才结婚的。……吃酒时间肯定是当天晚上在我家……而且肯定就吃这一次,而未在陕南吃过。你想当时的陕南是何环境?父亲当天确实是想去我家吃喜酒的。但因父亲当天刚批斗完,而且当时他是除了家和被批斗的地方外任何地方都不去的,所以由你在家相陪父亲。我记得新枚在去我家路上及吃酒过程中面色一直是阴沉的,一直惦记着父亲,所以吃完就赶紧回陕南。……我听我阿姐说画院里父亲被罚跪在地上……当时阿姐告诫我不要告诉你们尤其是新枚。即使现在告诉新枚,他也会气得发狂的。……父亲在这种对待一个七十年迈老人的惨无人道的迫害下,在家里也从来不对亲人吐露一点迫害真况,这样的可贵品德怎能不令人心酸而又可敬呢!
这一对苦命夫妻以后似乎被注定了一直过着分居的生活,难得相聚在一起。先是分居在石家庄和天津,后来新枚赶末班车去北京考取了研究生(他读了两次研究生),三年都被派出国。爸爸去世后他自己设法调工作到杭州,为了离上海近一点好照顾妈妈。好容易把好猫也调到了杭州,香港友人又推荐他去香港工作。后来好猫提早退休住到深圳去,为的是好让丈夫和当时也在香港工作的儿子丰羽周末回来团聚。没想到这种时分时合的生活竟以好猫生癌而告结束。她来沪治癌两年,新枚指望退休后回沪照料她,谁料在退休前两个多月,苦命的好猫就离开了人世。新枚只影来沪,孤单地独居在专为好猫买下的房子里。幸而那房子离我家很近,早已丧偶的我(阿崔于1994年死于肺癌)和他,姐弟俩互相照顾,互相慰乐,再加上有在沪的大姐
二姐和好猫的诸多姐妹兄长时相往来,他倒也能安度晚年。尤其是我,有这样一个满腹古诗词的弟弟毗邻,我研究爸爸时发生什么问题,一个电话打给他就能解决。据宝姐后来告诉我,新枚肚子里有两千首古诗词,都能背诵。我常为有一个弟弟毗邻,觉得有一种幸福感。我虽然和女儿女婿外孙住在一起有照顾,但他们白天都不在家。弟弟则每天都闲暇无事,我有事可以差遣他。从来都是我这小妹承担丰家的一些事务,如今有弟弟顶我了。他比我小九岁啊!这种有弟弟在一旁助一臂之力的感觉真好!
那时,先姐的儿子的小家庭、宝姐的女儿的小家庭,以及宝姐祖孙三代,都已迁往外环线外的航华新村。他们互相可以一呼就到,在一起饮酒作乐,颇有“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的情趣。他们自诩为“三家村”。唯有我家还住在内环线内斜土路上近龙华医院的地方。而新枚的房子就在龙华医院对面。他回来以后,我和他就成了“两家村”,也可享受一下“隔离呼取”的情趣。我有事要他帮忙,也可一呼就到。
大哥中风多年后终于去世,我就叫弟弟张罗花圈的事;胡治均先生患气管癌不治而去世,也是弟弟张罗花圈。
谁又料到,退休回来还不到一年的弟弟,却是由我们来为他张罗花圈了!
他的死实在太突然。好端端地中午请我们吃饭,走出餐馆,在门口硬地上往后一跌,响声震天,送往医院检查,颅内大出血,开刀后十四天就与我们永别了。
关于弟弟的死,我不想多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悲伤的一件事。爸妈去世,丈夫去世,都有一个生病的过程,让人有思想准备。弟弟却如此迅速,不别而行。我好长一个时期几乎天天暗自流泪,现在写这一段文章也是伴着泪水写成的。———其实写“文革”的好几个片段时何尝不都是和泪写成的啊。
时间确实是最好的医生。我现在已经能适应没有弟弟的日子了。只是在和好猫的姊妹们谈起他俩时,仍禁不住要叹息这一对青梅竹马的夫妇好命苦啊!
日月楼中的邻居
家里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可以说些私房话。我们家的房子让出了以后,好一阵子没人搬进来。可是有一天,楼下忽然闹哄哄。我走到楼梯口张望一下,乖乖!一群造反派闯进了我家。不过,他们不是冲着我们来的。而且也不算很嚣张。他们进了空荡荡的客厅,喧哗了一阵子,静了下来,好像在听一个人说话。
我们以为他们暂时进来一下就走的,岂知就在这里驻扎下了。不知他们从哪里打听到我们楼下空着,就擅自进来住。后来才知道这是建工队的一支造反派,把我们楼下作为一个据点。
他们中有几个人常要到楼上来上厕所,这对我们是一种威胁。妈妈很担心爸爸的安全。
“一吟,你去说说看,能不能叫他们用楼下的厕所?”
我硬着头皮下楼去。先问清了谁是头头,谈判就开始了。我按事先想好的策略,先表示欢迎他们来我们楼下住,把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然后进入正题。我说,我们一家除了爸爸以外,都是女人,你们上楼来用厕所,多有不便。楼下也有一个厕所。如果你们嫌脏,我们可以打扫干净。对你们来说,也省得爬楼梯了。如此等等说了一通。那头头还算通情达理,跟我聊起天来,问了一些爸爸的情况。我怀疑他们上楼来用厕所可能是想张望一下,看看名画家丰子恺是怎么个长相。这件事总算太平地过去了。有了他们在楼下,我家还平安些呢。
若干年以后,我在淮海路新华,有一个人向我打招呼。我这个人,认人的能力极差。我望着他发呆。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建工队的,‘文革”期间到你们楼下住过。”
“啊,想起来了!对不起,我健忘。”
彼此寒暄了一番。造反派里极大多数人是正常的人。只有极少数是残酷的,狂妄的。
…………
我们二楼有前后两间,前间又自己隔成东西两间。住得还算宽舒。可是有一天,来了两个不速之客———画院的造反派。他们提出要暂借我们二楼后房办公。说是暂借,谁知道住多久。
那时正好新枚和好猫在家。我至今还记得新枚瞪出了两只眼睛,脸涨得通红。我真怕他当场发作。有造反派为贴邻,对爸爸自然是极大的威胁。但我们哪敢不答应。他们看见我们爽脆地答应了,就吩咐我们清理一下后房的细软,给他们留下家具,转身下楼了。
谁知他们还没走下楼梯,新枚就大发雷霆,敲台拍桌。我们要劝住他,已来不及。那两个造反派已闻声回到楼上来。
空气凝住了。一场恶性的战争眼看就要爆发。
“怎么?对我们不满意吗?”
这时我要感谢新枚,他总算抑制住,没吭声。
但更要感谢我那聪明善良而又机灵的弟媳急中生智,马上对他们说:“跟你们没关系。我们夫妻吵架,你们来以前我们就在吵了。他看见你们一走,就又吵了。没你们的事!对不起!对不起!”
这一席话挽救了爸爸,更挽救了新枚。如果被造反派戳穿了,他们不但要为此批斗爸爸,对新枚也决不会罢休。那个时代,只要一通知新枚单位,新枚的前途就不堪设想!
造反派一听说是夫妻吵架的继续,倒也很像,就下楼离开我们家走了。
好一个聪明的好猫!新枚的命运,就在她说了这几句话后转危为安了!
第 3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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