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15 章

    玉垒浮云 作者:高阳

    第 15 章

    日本知道奉张的政权，朝不保夕；趁火打劫的机会，稍纵即逝，因此满铁代表江藤丰三，于五月十二日赶到北京，逼签五路协定。交通部长也是杨宇霆心腹的常荫槐，故意避往天津；路政司长刘景山则临时辞职，为的是不愿意作日本人的工具，有意杯葛。但江藤丰三岂肯干休，拉了杨宇霆向“大元帅”坐逼。以不准奉军通过南满路相威胁，张作霖无奈，只好命航政司长赵镇兼次长，再兼代部务的名义，于五月十三日深夜到部，在“敦图”、“长大”两路包办合同上，盖用了交通部的大印。

    但这份合同，颇有暇疵，第一，命赵镇兼代部务的生效日期是五月十五日；第二，签约日期的五月十三日是星期日，因而提出要求，更改为五月十五日。

    但田中对张作霖的逼迫，还不止此；五月十七日那天，芳泽谦吉去看张作霖，提出忠告，也是警告，督促张作霖全师撤出关外，否则战败时，日军将在山海关一带，解除奉军的武装。

    第二天，日本向中国南北政府，及欧美列强，发出一件“党书”，略谓如果动乱波及满蒙，日本即将在该地采取维持治安秩序之有效措施。接着，东京参谋本部，下令秘密动员，命驻屯满洲各地部队，以及由济南撤至大连的“外山旅团”，向奉天移动；并派劲旅在锦州、山海关、热河朝阳等地，担任奉军警戒。关东军司令部亦移入沈阳。所谓“担任奉军警戒”，实际上便是占领上述各重要地点。预定五月甘二日发布东京大本营的“奉敕命令”、当日午夜开始行动。

    结果奉敕命令未到，主要原因是美国仗义执言，认为东三省的主权，属于中国政府，日本此举“未免大胆”。美国国务院要求日本在实际行动以前，须告知美国。因此日本外务省邀集陆海军有关部门会商对策，代表外务省的森俗及陆军都主张按照原定计划进行，但海军极力反对。最后取决于首相田中，他在别庄的游廊中，彻夜沉思，终于作了保留奉张地位的决定。关东军大感失望。

    其时在奉军看，情势已经非常明显，一唯一的上策便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一计，退保关外。但棘手的是直鲁联军，张宗昌已拉着队伍，退到滦河以东，白崇禧指挥的革命军，亦已追到，隔滦河而对峙，白崇禧要求张宗昌投降遭拒绝后，准备渡河追击，这样且战且走，就会把战火带到山海关外。因此张学良电请革命军暂勿渡河，由他负责来解除直鲁联军的武装。白崇禧同意了。

    由于有张学良、杨宇霆负责善后，张作霖决定尽快退回关外。话虽如此，他走得还是很从容，电召在保定的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在大元帅府举行入关以后最后的一次军事会议，发出前线总退却的命令后，随即邀请北洋元老王士珍，商量临时维持北京治安的办法。

    原来此时的局势，非常复杂，也非常微妙，张作霖虽有意退让，但日本军阀却正在想尽花招，阻止革命军进入北京，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新井，邀集各国驻军司令，举行联席会议，提议划天津周围二十里为“联军警备区”，不许华军侵入；但英美等国司令，都认为应以防守租界为限。及至得悉张作霖决定一总退却“时，又提议由各国联军分别把守北京各城门，不准任何军队进入；这完全是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北京的办法，侵略的形迹，更为明显，自然越发不能为各国驻军司令所同意。

    另一方面，革命军因应的措施，颇为谨慎，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在徐州、石家庄等地会晤后，一致同意由日本军阀及政府并无任何重大冲突的阎锡山接收北京，以期减少日军的敌意。于是阎锡山释放以前扣留的奉军高级将领于珍，赋与他一项与张作霖接洽和平接收北京的办法，终于达成了协议。

    当然在这一个龙蛇混杂的时期，总还有人打着乘机崛起的如意算盘，其中最热衷的两个人，都住在天津租界，一个是齐燮元，向革命军输诚，希望收编孙传芳及直鲁联军的残部，成立第五集团军；一个是段祺瑞，派安福系政客姚震，五度密访芳泽谦吉，希望在此政权将成真空之际，由日军保护他到北京组织临时政府。当然，这是妄想。

    六月一日，张作霖在居仁堂以茶会招待外交使节团话别；接着又传见北京商会会长，表示他即将离开北京，政务交国务院代行，北京的秩序，请王士珍负责。各国使节及北京商会会长，提出同样的要求，希望张作霖派他的卫队鲍毓麟旅，暂驻北京，维持治安。使节团并且提出保证，鲍旅将来可以安全退出关外。张作霖也同意了。

    日本自然不甘心他们的种种阴谋落空，因此芳泽谦吉奉令作最后的挣扎。原来自森烙主持的大连会议结束后，即由芳泽代表日本向张作霖提出一份“满蒙党书”，除了新五路问题以外，另外还提出四项要求：第一，所有东三省境内中国铁路与日本利益相抵触者，一律不许建筑；第二，日方有权开发东北矿产及建立大型铁厂；第三，由奉方委托日本银团代为整理奉票；第四，日侨在东北与本地人杂居。

    张作霖对这项“觉书”自然不能接受，但亦不愿明显拒绝，以致引起严重冲突。因此，仍旧使出与杨宇霆合作惯了的“太极推手”，你推我，我推你，一味敷衍；在交涉过程中，消息外泄，以致东北各地展开了风起云涌的反日浪潮。张作霖一方面利用此种情势，作为拖延对日交涉的借口；一方面撤换了对日态度强硬的奉天省长莫德惠，代之以较为缓和的刘尚清来敷衍日本。

    敷衍拖延到张作霖正式宣布自我解除政权，便到了图穷而匕首见的日子，所以劳泽在居仁堂的茶会以后，秘密拜访张作霖，劝他接受“满蒙觉书”中的条件，否则对他不利；但如接受，则日本可以保护他由大连返回沈阳。张作霖一口拒绝，态度非常坚定。不管芳泽如何以暗示方式作威胁，他仍是那句话：“我姓张的不会卖国，也不怕死。”

    等芳泽黯然而去以后，张作霖立即召集亲信密商，大家都认为芳泽所说由大连回沈阳，是坐南满铁路的火车；这是否意味着京奉路会出问题呢？于是分别电询负责北京至山海关警戒责任的第五方面军团军团长张作相，及作为看守后方的第六方面军团军团长吴俊升，有何情况。

    张作相及吴俊升相继电复，保证北京至山海关及山海关至沈阳的安全；张作霖决定仍循京奉路出关。虽然也有人建议，坐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但这条路坎坷险峻，不但颠簸之苦，难以忍受，而且在山路中有倾覆之虞，并不安全，因此，说过也就算了。

    不过，为了防备万一起见，决定了两项行车的原则，第一，起程日期及时间保密；第二，行车途中，或快或慢，机动调度。专车是早就预备好的，一共两列，停在前门东站，都在升火待发的状态之下，六月二日傍晚，京奉路局接到电话通知，专车要出发了。七点多钟人到了，但不是张作霖，而是当家的“五夫人”。张作霖是在半夜一点钟，已是六月三日了，方始乘车离开顺承王府，十分钟后便已到达前门东站，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等着在送行。一时十五分开车，专车共十八辆，同行人员有北洋政府“送终内阁”的总理潘复、莫德惠、刘哲、于国翰，以及日本顾问町野武马、嵯峨诚世。

    清晨到达天津，潘复及町野武马下车，而上车的是杨宇霆的心腹，总管东北交通的常荫槐。当天下午车到山海关；在沈阳的吴俊升，特地赶来迎接，列车经过重组，张作霖的座车改在第四辆。

    吴俊升虽是山东历城人，但在张作霖的一班“老弟兄”中，两人的感情特厚；郭松龄倒戈，兵迫沈阳时，吴俊升的黑龙江骑兵，星夜急驰，及时赶到，活捉了“郭鬼子”更是奇功一件。从张作霖进京以后，他们有半年多未见了；从订交以来，从未有这么长的日子的睽隔，所以一见了面，亲热异常，吴俊升一直在张作霖的车厢中，抽大烟、聊天，还来了一场牌九，在这欢然叙旧，浑不觉漫漫长夜的气氛中，他们怎么样也想不到，离鬼门关是越来越近了。

    暗杀张作霖的阴谋，是军部的主张；甚至可说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的主张，日本政府及田中义一，事前丝毫不知。

    这个阴谋的策划及执行者，是第九师团司令部附员陆军步兵大住河本大作。最初是由村冈派驻哈尔滨的武官竹下义晴，赴北京执行，但河本大作认为北京耳目众多，暗杀的责任不易掩饰，因而建议改在张作霖回奉天途中实行，同时这件事也就归河本接手了。

    首先是地点问题，初步选定在巨流河的铁桥上，但以中国的军警监视甚严，颇难下手；几经研究，终于找到一个相当理想的地点。

    这个地点是沈阳以西的皇姑屯。京奉路东西向，南满路南北向，两路交会的十字路口，便在皇姑屯。南满路是架设吊桥，京奉路便在吊桥之下穿过。行动计划的第一步是派爆破专家的工兵队长菅野，花了六个小时，在吊桥下面装上两百磅黄色炸药的药包，通以电流，由那里的独立守备队东宫大尉下手。

    侦察行车时刻，亦有专人，是两名武官建川美次与竹下义晴；此外在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都派有密探，所以张作霖的专车，虽说时快时慢，行踪仿佛难以捉摸，事实上在河本是能够充分掌握的。

    另一方面为了嫁祸起见，由河本所派的浪人安达理盛，找到一个失业军人刘戴明，此人是吉林督军孟思远的旧部，孟恩远在民国八年为张作霖所驱逐，刘戴明既然能为故主复仇，又有两万元日金的奖赏可得，所以在安达来找他时，一拍即合，先收定金一千元，余数事成以后补足。

    于是刘戴明弄到三个吸毒的乞儿，在六月三日晚上，让他们过足了瘾，带到一家澡塘子洗澡换衣服，其中一个颇为机警，在澡塘子中溜走；另外两个于深夜带到吊桥附近，用刺刀刺杀，弃尸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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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后一页前一页回目录07六月四日清晨五时二十三分，专车通过南满路吊桥，车头刚过，张作霖专用的那节车厢入桥上时，轰然一声，吊桥桥板，被炸塌落，压碎了三辆车厢的车顶。吴俊升当场身首异处，张作霖受重伤，刘哲、莫德惠及日本顾问嵯峨也受轻伤；常荫槐无事，因为他在皇姑屯之前一站就下车了。

    皇姑屯离沈阳只有几里路，宪兵司令齐恩铭在总站等着迎接，听得爆炸声，知道出事了，立即率宪兵赶到；将受重伤的张作霖由汽车运进城，他只说了一句话：“千万别让小六子知道！”小六子是张学良的小名——张学良幼年，算命的说他会夭折；攘解之法是，将他送入寺庙当几天小和尚，然后接他出来，听到什么名字，就叫他什么名字，表示已是投胎为另一个人了。张作霖接他出来后，听得有人大喊：“小六子快回来吃饭。”因此，张学良的小名便叫“小六子”；当然，这个小名只有张作霖才能叫。

    为什么张作霖临死以前的遗嘱，只有“千万别让小六子知道”这一句话？有人认为仅仅这一句话，张作霖在国史上便已不朽。因为他怕张学良骤闻凶信，急切父仇，下令对日本军队发动攻击，那就恰好给予日本少壮军人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果然如此，则不但蒋介石在济南惨案中，忍痛忍辱以负重，务求打倒北洋军阀，接收北京政府的统一大业，势必功亏一篑；而且东三省亦马上就会变色。可以说，张作霖至死都是将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的生死恩仇之上的。

    因此，当张作霖在这天上午十点钟咽气以后，奉天省长提出秘不发丧的主张，五夫人不仅同意而且极力支持，所以对外发表的消息，除了说吴俊升当场被炸死之外，对张作霖只说他受伤，正在治疗之中。

    当时日本在奉天的军政两方面的首脑，无不急于想知道张作霖的生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及张作霖的日本顾问土肥原贤二、松井七夫的太太，平日与五夫人常有往还，此时都借探问为名，来找听动静，；只见五夫人依旧打扮得花枝招展，谈笑自若；遥望上房，虽不能看到张作霖的影子，但鸦片烟的香味，阵阵飘来，足证“老帅”未死。

    这一套秦始皇、明成祖暴崩在外，秘不发丧的办法，居然瞒过了日本人，两天以后土肥原对日本新闻记者发表了一篇“活见鬼”的谈话，说他这天下午四时半，亲自看到张作霖，伤势已有起色。

    这天——张作霖去世的六月四日，阴历为四月十七，恰好是张学良的生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母难之日，又逢父难。

    第二天上午，他在中南海召集军事会议，会前杨宇霆向他说：“奉天只怕出事了。”

    “什么事？”

    “只怕老帅遇险。”

    张学良不相信，若有这样的大事，何以北京丝毫不知？因而问说：“你这消息是哪里来的？”

    “法国公使馆有这么一个消息。”杨宇霆随即又说：“我也不大相信。”

    连传达消息的人，自己都不相信，那还谈什么？但午饭以后，正在继续开会时，里间张学良的专线电话响了：是五夫人从沈阳打来的。

    一听电话，张学良神色大变，眼圈发红；放下电话，沉思了好一会，擦擦眼睛，出室回到会议桌上，向在座的将领宣告：老帅遇险，炸断一臂，性命无忧。

    这时的张学良，面临着很棘手的三个问题：第一是，日本既然炸死了张作霖，当然也放不过张学良，生命遭受威胁；第二是张作霖的“老弟兄”愿一致支持张学良继承父业，但东北政权如何得以顺利转移，获得日本的承认，大觉踌躇；第三是直鲁联军一直希望就食关外，但东三省可说没有一个人欢迎这支毫无军纪可言的部队，而且也养不起他们，张学良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后，才能出关奔丧。

    经过极缜密的筹划，张学良在六月十六日，化装成为车头上加煤的工人，搭乘撤兵的列车抵达沈阳；沿途都有日本兵上车检查，亏得是在车头上，才未被发现。

    满面煤黑，一身垢腻的张学良，背着一个褡裢袋，从铁路员工的出口，踏出车站。一个人走到小西门，他的卫队亦陆续到达，这是预先约好的会合地点，那里停着一辆小汽车，张学良上车发动引擎，载着他的卫队回到“帅府”。

    这时的张作霖的遗体，自然是早就入殓了，但张学良还得忍着眼泪，不能凭棺一恸。第一件大事，自然是召集高级将领的会议，由张作相领头发言，一致表示拥护，或者说是支持，接下来讨论发丧的步骤。

    第一步是以张作霖的名义，写一张手谕，因伤不能视事，一切职务交由张学良代理。“老帅”会签他的姓名；但张学良已学得唯妙唯肖，仿冒以后，大家仔细观察，都说毫无破绽，日本人要看也不要紧。

    第二步是调兵遣将，加以警戒。因为有确实情报，河本大作在六月三日，曾集合了一批日本军，在“南满附属地”待机而动；由于跟关东军参谋长齐藤恒未曾联络，为齐藤所解散。河本复又不断要求日本领事馆准其出兵维持南满附属地以外的秩序，未获要领；接着日本浪人在日侨住宅及商业区，一连四次自掷炸弹，希望制造事端，引起混乱，但以中国军警，沉着应付，阴谋失败，但仍不得不注意警戒。

    第三天，也就是六月十九，方使发布张作霖伤重不治的消息，布设灵堂，正式发丧。张学良同时宣布就任奉天督办一，停止军事行动。吴俊升的黑龙江督办的遗职，则由万福麟接替。

    其时，北京已由阎锡山的部队接收，阎锡山在保定就任京津卫戍总司令，表示权负责治安，政治听中央办理。六月十五日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统一告成，对外关系另辟新纪元，十六日发表“对内宣言”，揭示“厉行法治，澄清吏治，肃清盗匪，莹免苛税，裁减兵额”五大要政。

    但看来全国统一，其实还有缺陷，阎锡山派奉系将领于珍、邢士廉到沈阳，劝张学良服从中央政府，以政治方法解决东北危机。

    第 1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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