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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彩 作者:十九瑶
出纳，帮人管账，比辛苦种田要来钱快。
颂然于是搬了一只小条凳去村里的小学蹭课，一笔一划学着写数字。
后来的某一天，他从邻居嘴里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说父亲打算离开下溪村，去繁华的省城打工，等过几年攒够了钱，好续一房媳妇。
他跑去向父亲求证，父亲抽了口大前门，缓缓吐出呛人的烟雾来：“你妈走得早，我不能一辈子单着，总要找个人一起过。”
颂然问：“爸爸，你会带我走吗？”
父亲没说话，也没看他，顾自盯着烟头沉默良久，点了点头。
颂然于是放下心来，继而产生了一些伤感的念头――他就要离开这座小村庄了，玩伴带不走，卖豆腐的阿婆带不走，鸡鸭猪狗也带不走。省城固然新奇，却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大世界，宽阔的马路盘根错节，不像小村庄里，一条土路就能串百家。他得紧紧跟在父亲身后，免得走丢了。
临行前，父亲装了整整两蛇皮袋的家当，颂然有样学样，也叠好自己的衣服裤子塞进去。父亲全给拿了出来，弃置一旁，说：“别带了，到省城给你买新的。”
颂然信以为真，喜滋滋地挑了一套最好看的换上，把其余的衣服送给了小伙伴们。
六岁生日那天早上，他跟着父亲第一次踏上了绿皮火车。
火车拉响了悠长的汽笛，锅炉内蒸汽滚腾，机械轴带动几排钢轮“咔嚓咔嚓”碾压着铁轨――颂然攥着手里的车票，来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
t市。
父亲告诉他，这里就是省城，颂然没有一点怀疑。
对初出茅庐的他来说，这儿有水泥马路、火车站、楼房、商场和小轿车，有与乡村不同的建筑粉尘味，路上行人穿着新奇古怪的衣服，当然是一座辉煌繁荣的“大城市”。
走出火车站，转乘中巴车。他帮父亲拖着沾满灰尘的蛇皮袋，战战兢兢绕过旁人，找到了两个空座。车辆开动起来，他枕臂趴在窗口，好奇地打量着沿途熙熙攘攘的人流，心想，从今天开始，我就要住在这儿了。
这里的房子每一栋都好高啊，是住两层楼好呢，还是住三层楼好呢？
胡思乱想中，车子拖着一路逶迤的尾尘到了站，父亲扛着蛇皮袋带他下车，走过不长不短的一段路，来到一座大院前。
院门是老式的铁栅栏，挂着褪了色的红横幅，旁边的传达室空荡荡的，没有人在。
父亲望着那条横幅站了一会儿，把他领到西墙边，告诉他，爸爸落了一件重要的行李在火车站，必须马上回去拿。
颂然仰头问：“要去多久呀？你什么时候回来？”
父亲不自然地移开了目光，对他说：“你等在这里，从一开始往上数，数完了，爸爸就回来了。”
“知道啦。”
这一点也不难。
颂然数数非常快，总是没一会儿就数完了，父亲一个来回的时间，说不定够他数好几趟的。
他想帮忙把行李搬到院墙边，好让父亲腾出双手，来去方便，父亲却古怪地不肯松手，扛起那两只沉甸甸的蛇皮袋，快步返回公交站，登上了最近的一趟车，在车尾扬起的滚滚烟尘中消失了。
颂然不知为什么有些心慌，赶紧坐下来，伸出十根手指头，一根一根掰着数。
一、二、三、四、五……边数边安慰自己，没事的，眨眼就数完了。
只要数完，爸爸就会回来了。
那时的颂然还不知道，数字是没有尽头的。
一百数得完，一千数得完，一万一亿也数得完，唯独他在等的……永远数不完。
他太想让父亲回来，所以数得越来越快，破百破千地往上累，快要超出六岁孩子所能承受的极限。
远处的站台上公交来了又去，时而经过一辆，时而又经过一辆。
每当有车进站，颂然就兴奋地跳起来，伸长脖子踮起脚，眼巴巴盼着父亲能从打开的车门里出来。但每一次，灰尘扑扑的人群里都不见父亲的身影。更可怕的是，当公交车开走了，激动的情绪冷却下来，他会突然忘记自己数到哪里。
数字太大，孩子的脑瓜太小，稍一分神，就散得影儿也揪不住。
忘记的次数多了，颂然变得越来越焦躁，又不甘心次次从头数起。他慌乱得要命，跺着一双小脚不知怎么办才好，只能抓起有棱有角的石头，努力往墙上涂划记号。
天色渐晚，黄昏临近。
末班车驶离了站台，四周不再有来往的行人，空气变得寂静，也变得寒冷。颂然看不清墙上的记号了，他用冻僵的手指摸索墙面，想让脑海里凌乱的数字沉淀下来，可这真的太难了。他越焦急，就越记不住，最后整个人像是傻了，懵头懵脑地跌坐在墙角，凄厉地哭了出来。
怎么会数不完呢？
从前他明明数得那么好，每一次都能数完的，为什么这一次就数不完呢？
他一哭，大院里有了动静。栅栏门缓缓打开，黑暗中一束强光打在他身上，刺得他泪水失控，山洪决堤般地往下涌。
福利院院长走近他，弯腰问过情况，要领他进去。
像颂然这样被父母以各种借口遗弃在福利院的孩子她见得太多了，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可不管她怎么劝说，颂然就是扒着墙角死活不肯走，哭着喊他快要数完了，爸爸就要回来了。
院长看他脾气犟，只好任他待在原处。
那天半夜，院长悄悄出来，将几乎冻僵在墙根的孩子抱了回去。当时颂然还留有几分破碎的意识，却已经不再抵抗。他蜷在院长阿姨怀里，口中无声地念着数字，滚烫的泪水溢出眼角，顺着脸颊淌了下来。
2001年2月24日，六岁生日的第二天，颂然被t市儿童福利院收养。
他的强迫症也是从这一天开始发作的。
最初，他会趁看门大爷不注意，偷偷溜到福利院外面，蹲在西边的墙角掰手指头。后来被逮了回去，他就扒着大门的铁栅栏，遥遥望着父亲离开的那座公交站台数数。再后来，他被严加看管，锁进了小隔间。可老师每次进去探望，他永远是一个固定的姿势――面对墙壁，手指不断涂涂画画，魔怔似地写着阿拉伯数字。
他沉浸在封闭的内心世界里，对外界毫无反应，除了数数，什么都不做。
一碗饭端到面前，他都要一粒一粒数着米吃。
当时的医疗观念还很落后，像颂然这样患有重度强迫症的孩子，只有送去精神病院一条路。但就在大人们计划这么做的时候，颂然奇迹般地在一夜间恢复了清醒。
仿佛冥冥之中感知到了危险。
他不再成天计数，漂亮的眼眸也明亮起来，似晨星闪耀。他微笑着面对每一个人，礼貌，懂事，格外惹人喜欢。
就这样，颂然顺利留在了福利院。
老师和护工们见他康复了，偶尔会善意地打趣，说颂然还没上小学就能数五六万，今后一定是个数学小天才。颂然乖巧地朝她们笑一笑，又摇摇头，谦虚地说自己没那么厉害。
这时候脑仁总会尖锐地痛起来，他必须低下头，咬住牙根，用尽全身的力气去忍耐。
八岁那年，颂然上了小学。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数学成了他成绩最差的一门课。印在纸上的数字如同一场噩梦，他无法直面，连最简单的四则运算也完不成，原本的数学天赋就此戛然而止，彻底荒废。
但最让他害怕的不是数学课，而是体育课。
因为上课之前，老师会要求大家站成一排报数。
嘹亮的报数声一起，他就失控地陷入了恍惚，忍不住跟着数下去，仿佛父亲将随时出现在操场的某个角落，身穿旧冬衣，肩扛蛇皮袋，笑着向他伸出手，要接他回家。他只有把指甲掐入掌心肉里，逼迫自己去想别的事情，才能摆脱欲望和幻觉的掌控。
十七年过去了，颂然的病症反复发作，时而轻，时而重，一直不曾痊愈。
他与数学擦肩而过，没能做成一个会计或出纳，而是机缘巧合地成了一名插画师。他千里迢迢回到了南坞乡下溪村，父亲不在那里，也从没回去过。村庄早已翻天覆地换了模样，左邻右舍的老宅子一栋栋推倒重建，幼年的玩伴离开了，记忆中的老人们故去了，没有谁还记得村口曾有一户姓颂的人家。
今年颂然二十三岁，活得很清醒。
他明白父亲不会再回头，自己也早已离开了那个长久等待的地方。他应该找一个相知相爱的人，组建属于自己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他将承担起男人的责任，而不能躲在记忆中，继续扮演一个被宠爱的孩子。
可未达成的执念就像附骨之疽，还牢牢藏在病症里。
那个扛着蛇皮袋挤上公交车的疲惫身影，迄今仍未从他的视野中淡去。
第二十四章
day 09 21:51
故事讲完，久远而沉痛的回忆聚作一潭黑水，吞没了孤独的叙述者，房间里空余一声声轻颤的呼吸。
他向贺致远剖开了心扉，如同一只圆蚌面对尖锐的鹬喙张开了两片壳，露出毫无防备的软肉。这时尖喙若啄来，它连完好的尸首都留不下。
颂然相信贺致远不会伤害他，却仍是畏怯地瑟缩了一下。
“贺先生，贺先生……”他冷极了，钻在被窝里磋磨冰凉的脚趾，不断呼唤对方，迫切想要讨得一些抚慰，“你还抱着我吗？”
贺致远忍不住红了眼眶。
他撑着床沿坐起来，温声说：“我在，我抱着你呢，别怕。”
别怕，宝贝儿。
语气是他这辈子都不曾有过的柔和。
这时候的颂然像极了一只受到惊吓的小动物，兔子、鼹鼠或幼鹿。贺致远不由想起一周前电话里的那次争吵来，当时颂然与现在完全不一样，剑拔弩张，言辞激烈，犹如一只胀开了浑身棘刺的怒河豚。
――孩子、伴侣和家庭，是一个人最珍贵的东西，什么都比不上它！
――家庭不重要，你别生啊，繁衍那么低级，你别射啊！跟我一样做个单身汉，有大把时间让你去追求事业！
――我管你想几岁生孩子，布布生下来了，你就要担起做父亲的责任！
那天贺致远是真生气了，觉得颂然上一秒还笑嘻嘻的，下一秒立刻川剧变脸，暴怒得不可理喻。他想也没想，草草涂了一张充满偏见的面具，强硬地套到颂然身上：一个蜜糖里泡大的孩子，从小被父母宠坏，二十多岁还娇纵自我地活着，以为全天下都该是一模一样的蜜罐子，对他抚养布布的方式指手画脚，容不得半点异见。
但事实是，颂然从来就没有什么蜜罐子，甚至没吃过一勺蜜。
那场所谓的争执，仅仅是一个被抛弃过的孩子遇见了另一个境遇相似的孩子，想大声喊醒电话那头迷途的父亲，让他回头瞧一眼，别再冷落了布布祈盼的心。情急之下，口不择言，没顾得上讲求言辞妥帖。
这样不值一提的过失，他怎么忍心斤斤计较，乃至抛出一套看似理性的家庭观，站在高处，嘲讽颂然的“幼稚”与“粗鲁”。
don’t judge 。
他曾这样说。
但那个满腹偏见、凭借一点片面信息就作出臆断的人，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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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纳，帮人管账，比辛苦种田要来钱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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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然问：“爸爸，你会带我走吗？”
父亲没说话，也没看他，顾自盯着烟头沉默良久，点了点头。
颂然于是放下心来，继而产生了一些伤感的念头――他就要离开这座小村庄了，玩伴带不走，卖豆腐的阿婆带不走，鸡鸭猪狗也带不走。省城固然新奇，却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大世界，宽阔的马路盘根错节，不像小村庄里，一条土路就能串百家。他得紧紧跟在父亲身后，免得走丢了。
临行前，父亲装了整整两蛇皮袋的家当，颂然有样学样，也叠好自己的衣服裤子塞进去。父亲全给拿了出来，弃置一旁，说：“别带了，到省城给你买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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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岁生日那天早上，他跟着父亲第一次踏上了绿皮火车。
火车拉响了悠长的汽笛，锅炉内蒸汽滚腾，机械轴带动几排钢轮“咔嚓咔嚓”碾压着铁轨――颂然攥着手里的车票，来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
t市。
父亲告诉他，这里就是省城，颂然没有一点怀疑。
对初出茅庐的他来说，这儿有水泥马路、火车站、楼房、商场和小轿车，有与乡村不同的建筑粉尘味，路上行人穿着新奇古怪的衣服，当然是一座辉煌繁荣的“大城市”。
走出火车站，转乘中巴车。他帮父亲拖着沾满灰尘的蛇皮袋，战战兢兢绕过旁人，找到了两个空座。车辆开动起来，他枕臂趴在窗口，好奇地打量着沿途熙熙攘攘的人流，心想，从今天开始，我就要住在这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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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乱想中，车子拖着一路逶迤的尾尘到了站，父亲扛着蛇皮袋带他下车，走过不长不短的一段路，来到一座大院前。
院门是老式的铁栅栏，挂着褪了色的红横幅，旁边的传达室空荡荡的，没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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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然仰头问：“要去多久呀？你什么时候回来？”
父亲不自然地移开了目光，对他说：“你等在这里，从一开始往上数，数完了，爸爸就回来了。”
“知道啦。”
这一点也不难。
颂然数数非常快，总是没一会儿就数完了，父亲一个来回的时间，说不定够他数好几趟的。
他想帮忙把行李搬到院墙边，好让父亲腾出双手，来去方便，父亲却古怪地不肯松手，扛起那两只沉甸甸的蛇皮袋，快步返回公交站，登上了最近的一趟车，在车尾扬起的滚滚烟尘中消失了。
颂然不知为什么有些心慌，赶紧坐下来，伸出十根手指头，一根一根掰着数。
一、二、三、四、五……边数边安慰自己，没事的，眨眼就数完了。
只要数完，爸爸就会回来了。
那时的颂然还不知道，数字是没有尽头的。
一百数得完，一千数得完，一万一亿也数得完，唯独他在等的……永远数不完。
他太想让父亲回来，所以数得越来越快，破百破千地往上累，快要超出六岁孩子所能承受的极限。
远处的站台上公交来了又去，时而经过一辆，时而又经过一辆。
每当有车进站，颂然就兴奋地跳起来，伸长脖子踮起脚，眼巴巴盼着父亲能从打开的车门里出来。但每一次，灰尘扑扑的人群里都不见父亲的身影。更可怕的是，当公交车开走了，激动的情绪冷却下来，他会突然忘记自己数到哪里。
数字太大，孩子的脑瓜太小，稍一分神，就散得影儿也揪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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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半夜，院长悄悄出来，将几乎冻僵在墙根的孩子抱了回去。当时颂然还留有几分破碎的意识，却已经不再抵抗。他蜷在院长阿姨怀里，口中无声地念着数字，滚烫的泪水溢出眼角，顺着脸颊淌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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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饭端到面前，他都要一粒一粒数着米吃。
当时的医疗观念还很落后，像颂然这样患有重度强迫症的孩子，只有送去精神病院一条路。但就在大人们计划这么做的时候，颂然奇迹般地在一夜间恢复了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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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脑仁总会尖锐地痛起来，他必须低下头，咬住牙根，用尽全身的力气去忍耐。
八岁那年，颂然上了小学。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数学成了他成绩最差的一门课。印在纸上的数字如同一场噩梦，他无法直面，连最简单的四则运算也完不成，原本的数学天赋就此戛然而止，彻底荒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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嘹亮的报数声一起，他就失控地陷入了恍惚，忍不住跟着数下去，仿佛父亲将随时出现在操场的某个角落，身穿旧冬衣，肩扛蛇皮袋，笑着向他伸出手，要接他回家。他只有把指甲掐入掌心肉里，逼迫自己去想别的事情，才能摆脱欲望和幻觉的掌控。
十七年过去了，颂然的病症反复发作，时而轻，时而重，一直不曾痊愈。
他与数学擦肩而过，没能做成一个会计或出纳，而是机缘巧合地成了一名插画师。他千里迢迢回到了南坞乡下溪村，父亲不在那里，也从没回去过。村庄早已翻天覆地换了模样，左邻右舍的老宅子一栋栋推倒重建，幼年的玩伴离开了，记忆中的老人们故去了，没有谁还记得村口曾有一户姓颂的人家。
今年颂然二十三岁，活得很清醒。
他明白父亲不会再回头，自己也早已离开了那个长久等待的地方。他应该找一个相知相爱的人，组建属于自己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他将承担起男人的责任，而不能躲在记忆中，继续扮演一个被宠爱的孩子。
可未达成的执念就像附骨之疽，还牢牢藏在病症里。
那个扛着蛇皮袋挤上公交车的疲惫身影，迄今仍未从他的视野中淡去。
第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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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讲完，久远而沉痛的回忆聚作一潭黑水，吞没了孤独的叙述者，房间里空余一声声轻颤的呼吸。
他向贺致远剖开了心扉，如同一只圆蚌面对尖锐的鹬喙张开了两片壳，露出毫无防备的软肉。这时尖喙若啄来，它连完好的尸首都留不下。
颂然相信贺致远不会伤害他，却仍是畏怯地瑟缩了一下。
“贺先生，贺先生……”他冷极了，钻在被窝里磋磨冰凉的脚趾，不断呼唤对方，迫切想要讨得一些抚慰，“你还抱着我吗？”
贺致远忍不住红了眼眶。
他撑着床沿坐起来，温声说：“我在，我抱着你呢，别怕。”
别怕，宝贝儿。
语气是他这辈子都不曾有过的柔和。
这时候的颂然像极了一只受到惊吓的小动物，兔子、鼹鼠或幼鹿。贺致远不由想起一周前电话里的那次争吵来，当时颂然与现在完全不一样，剑拔弩张，言辞激烈，犹如一只胀开了浑身棘刺的怒河豚。
――孩子、伴侣和家庭，是一个人最珍贵的东西，什么都比不上它！
――家庭不重要，你别生啊，繁衍那么低级，你别射啊！跟我一样做个单身汉，有大把时间让你去追求事业！
――我管你想几岁生孩子，布布生下来了，你就要担起做父亲的责任！
那天贺致远是真生气了，觉得颂然上一秒还笑嘻嘻的，下一秒立刻川剧变脸，暴怒得不可理喻。他想也没想，草草涂了一张充满偏见的面具，强硬地套到颂然身上：一个蜜糖里泡大的孩子，从小被父母宠坏，二十多岁还娇纵自我地活着，以为全天下都该是一模一样的蜜罐子，对他抚养布布的方式指手画脚，容不得半点异见。
但事实是，颂然从来就没有什么蜜罐子，甚至没吃过一勺蜜。
那场所谓的争执，仅仅是一个被抛弃过的孩子遇见了另一个境遇相似的孩子，想大声喊醒电话那头迷途的父亲，让他回头瞧一眼，别再冷落了布布祈盼的心。情急之下，口不择言，没顾得上讲求言辞妥帖。
这样不值一提的过失，他怎么忍心斤斤计较，乃至抛出一套看似理性的家庭观，站在高处，嘲讽颂然的“幼稚”与“粗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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