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2 章

    安德鲁·卡内基自传 作者:安德鲁·卡内基

    第 2 章

    电报公司（图）（3）

    这是在1852年。格林斯堡附近正在为宾夕法尼亚铁路挖沟筑堤，早上，我常常散步到那里去看工作的进展，从没梦想过我会很快进入那家大公司，为此而工作。这是我在电报公司第一次担纲如此重要的职务，所以我一点也不敢擅离职守。一天晚上，夜已很深了，屋外雷电交加，我坐在办公室里，但不愿切断联系。我太过冒失，坐得离按键太近，一道闪电把我从凳子上打了下来，这差点毁了我的事业。从此，只要有暴风雨，我坐在办公室里就会格外的小心。我成功地完成了在格林斯堡的这个小任务，博得了上级的满意，因此在其他孩子看来，我是顶着光环回到匹兹堡的。很快我就被提拔了，公司需要一个新的操作员，布鲁克先生詹姆士D?里德 发电报（他当时是公司在那条线上的总经理，是苏格兰人的另一个典范，后来他成了我的好朋友），布鲁克先生亲自向他推荐我来担任助理操作员一职。很快就收到了从路易斯维尔的答复，说既然布鲁克先生认为我值得信任，里德先生非常愿意提升“安迪”。 结果是我成了一名操作员，每月拿25美元的巨额薪水，在我看来，这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我能从信差升到操作员，要归功于里德先生和布鲁克斯先生的栽培。那年我十七岁，完成了我的学徒经历。我已经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不再是一个每天赚一美元的小孩了。 　　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电报公司的操作室是一个非常棒的学校。在那里，他必须用纸和笔，用作品和创作来做好工作。在那里，我对英国和欧洲的一点点知识帮了我的大忙，毫无疑问，知识永远都是有用的，有时候通过这种方式起作用，而有时候则是其他的不同的方式。那时候，外国新闻是同过从莱斯角的线路接收的，接收那连续不断的“蒸汽机新闻”是最为荣耀的事情之一，我对他的热爱胜过任何其他的工作，很快，这项工作就心照不宣地分配给了我。　　那时候，电报线路的状况很差，如果遇上了雷雨天气，很多内容就只能靠猜测。我有很强的猜测内容的能力，我最大的乐趣就是自己把丢失的一两个单词补上，而不打断发报人，以此作为消遣。在收听外国新闻时，这并不是危险的行为，即便操作员大胆做了什么不适当的改动，那也没什么，他并不会因此卷入麻烦之中。我对国际事务的知识了解得越来越广泛，尤其是对英国的知识，如果有开头的一两个字母，我的猜测一般不会错。　　匹兹堡的报纸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要拍一个记者到电报公司来抄写新闻。不久后，所有的报纸共同委派一个人，这个人建议说，接收到的新闻应该被制成多个版本。后来我们之间达成这样的安排：我把所有的新闻报道都复印五份，而他将每个礼拜另外付我一美元。这是我第一次为媒体工作，当然，只有不多的一些收入。但这使我每个月的薪水变成了30美元，而且当时的每一块钱都很值钱。家里的积蓄渐渐增加，似乎成为百万富翁的将来已经拂晓初开。 　　另外一个对我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是和我五位可信赖的朋友一起加入了“韦伯斯特文学会”。我们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圈子，彼此关系密切。这对我们五个来说，都是一个进步。在此之前我们组织了一个小型的辩论俱乐部。在菲普斯的父亲家聚会，而他手下的几个熟练的制鞋工人白天就在那干活。汤姆?米勒最近声称，我曾有一次对“司法机关是否应该由人民选举产生？”这个问题，滔滔不绝地说了一个半小时。对此，我们还是姑且假设他犯了一个错误吧。“韦伯斯特”是当时城中最著名的俱乐部，它把我们吸收为会员，我们为此颇感自豪。因为我们只在皮匠的房间里作过准备。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会比参加这样的俱乐部更加有益于青年人的。我日后的辩论就从我在此所读的书本中受益匪浅，它使我的思路更加清晰、稳定。后来我能在众多观众面前保持冷静，毫无疑问应该归功于我在“韦伯斯特”的经历。那时候（现在也如此）我演讲的两条原则是：让你自己在观众面前轻松自如，轻松地跟他们交谈，而不是向他们作报告；尽量不要让自己成为另外一个人，按你自己的方式谈话，除非不能自持，千万不要过于夸张地“演讲”。　　我终于成为了一名听声音就可以辨识信息的操作员，完全抛弃了打印纸条的方式。那时候只有极少数人掌握了此项技艺，为此很多人跑到公司来参观。当那场大洪水破坏了施托伊本维尔和惠林之间所有的电报联系，这便让我倍受关注。两个城市之间相距25英里，我被派往施托伊本维尔接下所有的业务，然后往返于东西方之间，每隔一小时或者两小时，在河中一艘小船上将信号发给惠林，回程时再带回来一批，发往东部。在一个多星期中，就通过这种方式，经过匹兹堡东西方之间的电报联系一直保持着。

    电报公司（图）（4）

    在施托伊本维尔时，我得知父亲要到惠林和辛辛那提去卖他织出来的桌布。因此，我去登那条船，但是他一直到深夜才抵达。我下去接他，发现他因为想省钱，没有买船舱的票，而是一直坐在甲板上时，我记得当时我有多么感伤。我为这样好的一个人不得不吃这样的苦而愤愤不平，嘴上却宽慰说：　　“嗯，爸爸，很快你和妈妈就可以坐进自己的马车里了。”　　我的父亲通常很内向、矜持、敏感，他也很少表扬人（典型的苏格兰性），使得我不至于太飘飘然，但感动时，却不能自控。他这一次便是如此，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他用那种常见的眼神看着我，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慢慢地咕哝着说：　　“安德鲁，我为你骄傲！”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对自己说了这么多似乎还有不好意思。他向我道了晚安，并吩咐我赶紧回办公室，这时我才注意到，他不得不擦去眼角的泪水。他的那些话常在我的耳边响起，并且一年又一年地温暖着我的心。我们能够互相理解，苏格兰人是多么的矜持啊，他感受最深的地方却表达得最少。在他的心灵深处有一块圣地，谁要是侵犯了这块圣地，那他真是大逆不道。有时候，沉默比话语更能打动人。我的父亲是最可爱的人之一，为他的朋友和亲人所深爱着。他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尽管不属于任何教派，也没有任何派别的宗教信仰，在这个世界上，他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但他完全有资格上天堂。尽管矜持不善言辞，但他生来善良。啊，在他西行归来之后不久就去世了，而我们刚刚可以给他一个较为悠闲而舒适的生活。　　回到匹兹堡没过多久，我认识了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他是托马斯?A?司各特，对他在其领域中的表现，把称他为“天才”也丝毫不过分。他是作为宾夕法尼亚区铁路的主管来到匹兹堡的，他和上级之间频繁的电报联系是必须的，他的上司是罗姆贝特先生，在阿尔图纳的总裁。有几个晚上他来电报公司，而碰巧我是操作员。我认识他的一个助理，有一天我惊讶地听他告诉我，说司各特先生曾问他是否可以让我去做他的文书和电报操作员。这个年轻人告诉我他当时回答说：　　“这不可能，他现在已经是个操作员了。”　　但是，当我听到这些，我立即说：“别这么快下结论，我可以为他效劳，我不想干一份仅仅窝在办公室里的工作，请你告诉他这些。”　　其结果是，在1853年2月1日，我成为了司各特先生的文书和操作员，每月的薪水是35美元。工资从每月的25美元升到35美元，这是我所知的最大的涨幅了。公用电报线临时接进了司各特先生在火车站的办公室。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可以在不影响电报公司业务的时候使用这条线，直到铁路公司当时正在修建的电报线路完工为止。

    铁路公司（图）（1）

    现在，我从电报公司的操作室里踏进了一个更开放的世界，最开始，我还远远不能适应这一变化。那时，我刚过完第十寄给那个伟大的编辑霍勒斯?格里利 ，他做了许多事来号召人们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采取行动。

    铁路公司（图）（3）

    当我的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刊出在这个自由的激情喉舌上，这是我的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那份《论坛报》我一直保存了很多年。当我们今天回首往事，没有人不会为之感到深深遗憾，为了将我们的国家从奴隶制的祸根中解放出来，不得不打内战，付出了太高的代价。但是这不仅仅只是奴隶制需要废除，松散的联邦体制、各州过于强大的权力，大大推迟了建立一个稳固的、集权的中央政府。南方的观点有离心的倾向，而今纠正过来了，各州都受着最高法院的支配，一直为中心。最高法院的决策是合理而适当的，一半出于法官的意见，一半出于政治家的工作。在很多领域，一致性需得到保证，结婚、离婚、破产、铁路监督，对公司的控制，以及其他的一些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必须统一到一个领导之下。（当我在今天，1907年7月，再重新读几年前写下来的这一段，看起来是很有预见性的，现在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出现了。）　　在此之后不久，铁路公司建成了它自己的电报线，当然也需要操作员。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匹兹堡的办公司里接受培训的。电报业务持续快速增长，业务熟练的操作员开始供不应求了。我们还需要新的电报办公室。1859年3月11日，我委派我以前的信差同伴“大卫?麦卡戈”为电报部主管。有人说“大卫”和我首开在美国的铁路上任用年轻妇女作电报操作员的纪录，也许在所有部门里，我们都开了先河。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们在各个办公室里雇用女孩，让她们做学徒、师傅，然后让她们分管不同的办公室。在第一批女孩当中有我的堂妹，玛丽亚? 霍根。她是匹兹堡货运站的操作员，我们还把学生接二连三地安排到她的身边，她的办公室成了学校。我们的经验是，让姑娘们当操作员比小伙子们更加可靠。在这些女性所介入的新生职业中，我没有发现有比电报操作员更适合她们的了。 　　作为上司，司各特先生是不可多得的，是最为使人愉快的人之一，我诚心实意地跟着他。对年轻的我来说，它是伟人、是我的偶像。很快，我就在心里幻想他会成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经理——后来他确实得到了这一职位。在他手下，我开始处理一些超出我供职职权的事情。有件事情，我一直清晰地记得，我对他的处理使我得到了提升。　　那时候的铁路还是单线，尽管电报指令发车还不是惯例，但还经常要用到各手段。我认为，那时候，只有主管有权对宾夕法尼亚铁路系统的任一路段，或者对其他系统发布指令。因为整个铁路的管理体系尚处幼年，人们没有做过此方面的专门培训，发布电报指令只是危险时候的权宜之计。司各特先上常常地在晚上去故障或者事故发生现场，指挥清理和疏通铁路线路，许多上午他都无法来到办公室。

    铁路公司（图）（4）

    有天早上，在我来到办公室的时候，发现东部地区一场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阻止了特快客运列车的西行。而东来的客车正由信号员一段一段地引领着向前开，两个方向的火车便僵持在旁轨上。当时找不到司各特先生，我终于忍不住，行使了主管的权力，发出了“行车指令”。“死亡或者威斯敏特教堂”不时在我的脑中闪过。我知道，一旦我出了差错，就意味着解雇耻辱，也许还有刑事处罚。然而，在另一个方面，我可以让在火车上已经睡了整晚的人起来工作，我能让一切都运转起来。我知道我能行，平时在传达司各特先生的命令时都已经做过。我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于是我开始行动了，我用他的名义发出指令，将每一列火车都发了出去。我特别小心，坐在机器旁边关注着每一个信号，把列车从一个车站调到另一个车站，当司各特先生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一切运行平稳。他已经听说列车延误了，他到来后第一句话就是：　　“噢，事情怎么样了？”　　他快速地走到我的旁边，抓过铅笔开始写指令。我胆怯地说：“司各特先生，我到处都找不到你，我已经在一大早的时候用你的名义把指令发出去了。”　　“那它们都在正常运行吗？东部快车现在哪里？”　　我给他展示电报信息，告诉他每一辆火车在线上的具体位置——货车、载沙车、任何一辆——告诉他列车长的答复，火车经过的车站发来的最新的报告。一切正常，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我几乎不敢正视他，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什么也没有说，但他把所发生的事情重新仔细地看了一遍。依然不置一词。过了疑惑，他离开了我的桌子，回到自己那儿，这件事就先告一段落了。他不愿意认可我的行为，但他也没有责怪我。如果一切顺利，那么完事大吉。如果出了什么问题，那我就得承担所有的责任。但我注意到自那以后的好多天早晨，他都来得很准时。　　当然，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铁路公司没有一个人知道司各特先生并没有亲自发出指令。我下定决心，如果以后这种情况再发生，我决不会像那天早晨那样，除非我得到授权。我为我的作为感到痛苦，直到当是匹兹堡货运部的负责人弗朗西斯科先生告诉我，就在那天晚上，司各特问他：　　“你知道那个白头发苏格兰小鬼都干了些什么吗？” 　　“不知道。”　　“他在丝毫未被授权的情况下，以我的名义把所有的列车都发了出去，如果不是这样，我就要受责备了。”　　“那么他做对了吗？”弗朗西斯科问道。　　“噢，当然没有错。”　　这才让我安心了。当然这也暗示着我下次还可以这样做，因而我更加大胆了。那天以后，司各特先生很少亲自发布列车指令了。　　这个时期我所见过的最伟大的人物是约翰?埃德加?汤姆森，他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我们后来的钢轨锻造厂就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在我所知道的人里，他是最为沉默寡言的人之一，仅次于格兰特将军，不过在家里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格兰特将军却很健谈。他定期来匹兹堡视察，到处走来走去，但对任何人都熟视无睹。后来我知道他的内向主要是由于害羞。有一次，他在司各特先生的办公室里，走到电报机旁边，称我为“司各特的安迪”，这让我吃惊不小。不过，后来我得知他已经听说了我那次指挥列车的冒险事迹。如果一个年轻人与高层领导有了接触，那么他的事业之战就已经赢了一半。每个人都要有一个伟大的目标，作一些超出自己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一些能引起上司注意的事情。

    铁路公司（图）（5）

    自此以后，当司各特先生有一次要出差一两个礼拜，他便向罗姆贝特先生请求授权让我暂时负责这个部门。他真是大胆，因为我那时还不过二十出头。请求自然得到了批准，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在他不在的那些天里，除了因为道碴列车全体工作人员的疏忽造成的事故之外，一切运转良好。但发生的这起事故让我非常苦恼，我下定决心要彻底履行职责，盘查了有关人员，不容分说就解雇了两个主要负责人，有将与事故有关的两名员工停了职。司各特先生回来之后自然听说了这一事故，并且建议他调查处理。我觉得自己可能做得有点过火，但既然已经走出了这一步，我告诉他一切都已解决，我已经调查了这件事情，并且处罚了肇事者。有人要其司各特先生重新审理这起事故，但我坚决不同意，于是这个要求被压了下去。我觉得，在这一敏感点上，司各特先生通过我的表情和语言，理解了我的感受，并且默认了我的做法。　　也许他当时担心我得处理太过严厉，很有可能他是对的。这件事发生好几年后，当我成了这一部门的主任，对那两个曾被我停止一段时间的人，我总在心里报有一丝歉意。对我那次所采取的行为，我行使的第一次处罚，我在良心上感到不安。如果要对那件事做出一个新的决定，我不会倾向于那么严厉。唯有经验可以告诉我们温厚具有至大的力量，在必要的时候，轻微的惩罚是最为有效的。很多处罚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明智的宽恕，至少宽恕第一次犯错，通常都是最好的办法。　　我得至交一共有六个人，随着我们知识面的扩大，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些关于生命和死亡、今生和来世的秘密，我必须与之斗争。我们都是在善良、诚实、自尊的父母的教育下，在一个或另一个教派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在匹兹堡长老教会首席大臣的妻子，麦克米伦夫人的影响下，我们参加他丈夫的教派的活动，并进入了他们的社交圈子。（1912年7月16日，当我在荒野的别墅中读起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手头有麦克米伦夫人在她章的主题是市民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看法，没有署名，我很惊讶地发现它占据了《日报》专栏的一个显著位置，编辑是罗伯特?M?里德。我在接受电报时，收到一份给司各特先生的电报，署名斯托科思先生，要求他向里德先生查证一下那篇文章的作者。我知道里德先生不会说出作者是谁的，因为他也不知道。但是我又担心如果司各特先生去找她的时候，他会把手稿展示给司各特先生，他只要看一眼就知道这是谁的笔迹了。因此，我想司各特先生如是承认了。他看上去有点不相信。他说他在早上已经读过这篇文章，并且也想知道谁是作者。他这种将信将疑的神情没有逃过我的注意。钢笔变成了我的武器。司各特先生很快就邀请我与他共度周末，我的那次拜访是我一生中的亮点，从那以后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司各特先生家富丽堂皇，对此我印象深刻，但是，在他的书房里有一个大理石的壁炉，这让其他所有东西都黯然失色。在壁炉共性结构的中央，一本打开的书可在大理石上，书上刻着：　　“不能思考的人是愚蠢的，　　不愿意思考的人是固执的，　　不敢思考的人是奴性的。”　　这些高尚的语句让我震颤，我对自己说，“有一天，必定有一天，我一定会有一间书房”（这是一个前瞻）“这些警句将像在这里一样使壁炉架变得雅致起来。”如今，在纽约和斯基伯，这已经成为了现实。　　几年之后的一个周日我再一次来到他的家里，这一天同样很值得一说。那时我已经成为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在匹兹堡分布的主人了。南方各州正式脱离政府，我全身都为国家燃烧起来。司各特先生成为了民主党的主要成员。他反对北方使用武力来维持国家统一。他大肆发泄他的不满，这让我失去了控制，冲他大喊道：　　“司各特先生，在不到六个礼拜的时间内，我们将要把你这种人送上绞刑架。” 　　写到这里，我似乎又听到了他的笑声，他开始叫他在隔壁的妻子。　　“南希，南希，听听这苏格兰小鬼，他说他要在六周之内把像我这样的人绞死。”　　在那些天里发生了一些离奇的事情，同一个司各特先生，不久之后，他在华盛顿请求我帮他在支援部队里成为一名现役少校。那时我是战争办公室的秘书，帮助政府管理军用铁路和电报。他得到了这项任命，从此成了司各特上校。于是那个曾怀疑北方无权动武的人，为了高尚的目的拿起了武器。关于宪法权利，人们开始了激烈的争论并且制订出相关理论。当国旗为战火焚烧，这意义重大。不久之后，每一件事情都燃烧起来了——包括纸上的宪法。统一和古老的光荣 ,那都是人们所关注的，但那已经足够。宪法要保证只有一面旗帜，正像英格索尔上校宣称的：“美洲大陆的上空不容两面旗帜飘扬。”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主任（图）（1）

    1856年，司各特先生被提升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经理， 取代罗姆贝特先生，他随之提拔了我。于是，在我23岁那年，便随他一起去了阿尔图纳。我不得不离开我的家人和朋友，令人伤心，也是一个重大的考验。然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我事业的发展。母亲对这一点很满意，因为她也具有这种天性。除此之外，我之所以愿意“跟着领导走”，是因为还有司各特先生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朋友。　　他的升迁招来了一些人的嫉妒，而且，在他上任开始不久，便面临着一起罢工需要处理。不久前，他在匹兹堡失去了妻子，现在孤身一人。在阿尔图纳，在他的新的指挥部里，他都是一个陌生人，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可以与他作伴了。在他把孩子们从匹兹堡接来以前，我们一起在铁路宾馆住了好几个礼拜，当他把家安下来之后，依照他的遗愿，我们还是一起共享那间大卧室，他似乎总是希望我在他的身旁，陪着他。　　罢工越来越厉害。我记得，一天晚上，我被人叫醒并被告之说，货运列车的职工把火车扔在米夫林，因而堵塞了那条铁路线，所有交通都无法通行。司各特先生正睡得香，我知道他是过度疲劳和过度焦虑，实在不忍心叫醒他。但是他醒了过来，我对他说，我应该到那里去处理这件事情。他看起来还没有完全醒过来，便嚷嚷着同意了。于是我跑去了办公室，以他的名义跟工人们谈判。我许诺他们可以在第二天提意见，公司一定会认真听取。我成功地让他们重返工作岗位，恢复了交通。　　不光是铁路工人在罢工，连店员们也很快组织起来，准备加入。我是以一种很奇特的方式得知这个消息的，一天晚上，天已经黑了，我走路回家。我意识到有人在跟踪我，渐渐地，他走上来对我说：　　“我不能被人看见跟您在一起，但是您曾经帮过我的忙，我决心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报答你。在匹兹堡，我到您的办公室，希望谋得一份铁匠的工作，您说匹兹堡不会有这样的工作了，但也许阿尔图纳正需要，那边或许有机会。您还问我说是否可以等几分钟，您先发电报询问一下。您不辞辛劳这样做了，并询问了我的特长，还给了我一张免费票，把我送到了这里。现在，我有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我的妻子和家人都在这里，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过得像现在这样好。我现在要告诉您一些对您有好处的事情。”　　他接着说，一分签名书正在店员中间传递，他们表示下周一要参加罢工。时间紧迫，不能再耽搁了。我在第二天早上告诉了司各特先生这件事情。他立即印出告示，贴在商店里面。凡是已经签名声称要罢工的人，将被解职，他们可以马上来办公室领取工资。而同时，我们也很快有了一份签名人员的名单，并将他宣之于众。接下来是一片恐慌，即将发生的罢工夭折了。。　　我这一生中有许多类似铁匠这样的事情。给别人一些关心，或是几句和善的话都将带来不可期遇的汇报，好心总会有好报。甚至在今天，我还会不时地碰上一些我已记不起来的人，他们在我面前回忆起一些我曾给过他们的细微的关心。尤其是内战时期，我在华盛顿负责政府的铁路和电报时，曾帮助某位父亲去前线看望他受伤或是病倒的儿子，或是帮忙将尸体运回家，或是类似的一些事情。我感谢这些小事，因为它们是我一生中所作善行最为令人愉悦的一部分之一。”对于这些事情，我有些话要说：他们与你没有关系，可你对他们施以援手所得到的回报，却与他们身份的卑微程度成正比。帮助一个穷苦的人，要比帮助一个有一天能回报于你的百万富翁有价值得多。华兹华斯的诗行多么富有哲理：　　“好人一生中最为值得称道的，　　是那些细小的、不留名的、让人难以记起的行为，　　充满着爱和善意。”　　勇气产生的结果来判断，在我在阿尔图纳跟随司各特先生的两年里，发生的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针对我们公司的一件诉讼案。此案是在格林斯堡由斯托克斯少校来审理的，我本还是这个案子中一名非常重要的证人。我担心自己会被原告传唤出庭，少校希望能延期审理这宗案子，便叫司各特先生尽快让我离开本州。对此变故，我在高兴不过了，这样的话，我便可以去拜访两个知心朋友，米勒和威尔森，他们当时正在俄亥俄州的克莱斯特莱恩的铁路公司工作。路上，我坐在最后一节车厢的最后一个座位上，看着驶过的那一行铁路。一个农民膜样的人向我走了过来，手上提着一个绿色的小包。他说，火车上的刹车手告诉他我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有关系。他希望能向我展示一下他专为夜间旅行发明的车厢模型。他从包里拿出一个小模型来，看上去是卧铺车厢的一部分。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主任（图）（2）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Ｔ.Ｔ.伍德拉夫，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附属品——卧铺车厢的发明者。如一道电光，我猛地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我问他，如果我派人去请他，他是否愿意到阿尔图纳来，我向他保证我一回去就立即将这件事汇报给司各特先生。卧铺车厢的想法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迫切地想马上回到阿尔图纳，将我的想法告诉司各特先生。我这样做了，他认为我抓住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个设计十分可行，并让我立即给专利所有者发电报。他来了，并且签订了合同。我们要尽快地造两节车厢并投入运营。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此之后，伍德拉夫问我是否愿意加入此项新的事业中来，并可以提供给我８％的股份。　　我当即接受了他的请求，因为我坚信一定会有所回报。这两节车厢交付后，按月分期付款。当首付的日期来临的时候，我应该付那一部分是２１７.５美元。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打算向当地的银行家洛德先生申请这个数目的贷款。我向他解释整个事情的经过，我记得他的那双大手紧紧地抱着我（他有６英尺３寸或是４英寸高），他说：　　“为什么不呢？我当然会借给你，你是对的，安迪。”　　我写下了平生的第一张借据，而且还是写给一个银行家的。对一个年轻人的事业来说，这是一个荣耀的时刻。卧铺车厢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们每个月所取得的收益便可以拿来偿还每月的分期付款。我所获得的第一笔巨款就是从这儿来的。（今天，１９０９年７月１９日，在我重新读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不久前，洛德先生已婚的女儿告诉我说他爸爸对我深怀感激，这让我非常地高兴，的确如此。）　　在母亲和弟弟到达阿尔图纳之后，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我们将结束纯粹只有家里人在一起的生活，我们考虑有必要请一个佣人。让一个陌生人进入我们的生活圈子，这可能会使母亲感到为难。在我们家里，她可以担当任何角色，并且她也可以为她的两个孩子作任何事情。她曾给他的儿子们做饭、浆洗缝补衣服、为他们铺床叠被、打扫房间，这就是她的生活。作为一个坚强的女人，她不愿意让别人做他家的事，讨厌把一个陌生人引到家里来。谁敢挑战她在家里的特权地位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可避免地要雇女佣。先是一个，随后又雇了几个。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我们单独在一起生活时候的真正的家庭快乐被严重破坏。被外人伺候的感觉根本无法与母亲出于爱心的劳作相提并论。陌生的很少见到的厨子准备出精美菜肴，然后有人端到餐桌上，这一切都是有偿劳动，是他们的任务。这样的菜肴便缺乏了那种香甜——那种由母亲的双手，作为一种奉献端过来的香甜。　　在那些纷繁芜杂的祝福之中，我应该感到庆幸的是，在我年幼时既没有保姆也没有家庭女教师。对此不必感到惊讶，比起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很幸运，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的富家子弟来，穷人家的孩子因其对家庭的热爱和亲近而备受称道，相比起来，他们对父母也更加孝顺。在父母的关爱中，他们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父母就是他们的一切，没有第三者插足。这对他们意义重大，印象深刻。父亲意味着是他们的老师、朋友和顾问，母亲则是护士、女裁缝师、女家庭教师、朋友、女英雄，是无所不能的圣人。而那些对孩子来说意义只在于继承财产的父母，他们和孩子之间就像陌生人一样遥远。　　也许亲爱的妈妈还没有意识到，会有这样一天，儿子长大成人，用手抱着、温柔地亲吻着她的圣人，让后努力向她解释，说如果让他以某种方式来帮助她的话，也许会更加好一些。在外面，在众人之间，儿子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他期待着能作一些改变，那种让小男生们感到愉悦的生活方式在某些方面应该发生一些变化，他们的家也要布置的适合请朋友们来做客，尤其应该让奴隶般苦干的母亲从此以后过上一种比较清闲的生活：读读书，去串串门，探访一下自己的亲爱的朋友们——简而言之，将她的地位提升，如贵妇人一般，这是合适的，也是她应得的。　　当然，这种变化对我母亲来说是痛苦的，但是她终于意识到了它的必要性，也许这是她第一次认识到他的儿子正在迈向成功。“亲爱的妈妈，”我搂着她再三请求，“对我和汤姆，你是我们的所有，也为我们做了一切。现在，让我们为你来做点什么，让我们成为合作伙伴，永远想着怎样对对方最好。现在是你作为夫人享福的时候，这些日子里，你可以坐上你的马车，让这些女孩子来为你服务吧，我和汤姆喜欢这样。”　　我赢得了胜利，母亲也开始和我们一起出去探访他的邻居们。她无需学习上层礼仪，但她天生就具有端庄的仪表和优雅的姿态。至于教育、知识、判断力和仁慈，也极少有人能与她相比。（开始的时候，我写的是“无人能及”而非“极少有人能与她相比”，后来改了过来。尽管如此，我的个人意见还是有所保留的。）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主任（图）（3）

    我在阿尔图纳的生活因为有了丽贝卡?斯图尔特小姐而变得更加愉快。它是司各特先生的外甥女，主要帮他来照顾家务。她十分完美地扮演了我的姐姐的角色，尤其是当司各特先生被派往费城或是其它地方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常常一起在下午骑车穿越树林。我们的这种亲密关系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我在１９０６年重读她写来的信的时候，我前所未有地意识到我对她的感激。她其实并不比我大多少，但总是显得比我大许多的样子。当然，她比我成熟，扮演起大姐姐的角色也很自然。在那些日子里，我觉得她是一个完美的姑娘。很遗憾的是，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的生活方向差别很大。她的女儿嫁给了苏克塞斯的伯爵，于是在几年后，她便举家迁往国外了。（１９０９年７月１９日，我和我的妻子在去年的４月见到了我的姐姐和朋友，她的丈夫现在已经过世了，她住在巴黎，其妹妹和女儿都很好，生活很快乐，这确实是令人愉快的事情。她是我年轻的时候不可多得的好朋友。）　　司各特先生在阿尔图纳呆了三年时间，接着又面临升迁了。在１８５９年他成为了公司的副总裁，在费城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我何去何从？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会带我过去吗？或者我还是留在阿尔图纳，面对一个新上司？种种想法折磨着我，与司各特先生分别对我来说太过痛苦，为一个替代他的新上司服务我认为也不可能。在那时，我一直认为，日出日落都得由他负责。我从未想过，如果没有他，我是否还会获得提升？　　他去费城与总裁会面回来后，把我叫进了他家的私人房间，他一般在这里与办公室进行联络。他告诉我说，他去费城已成定局，部门经理伊诺克?刘易斯先生将成为他的继任者。我饶有兴致地听他渐渐地也不可避免地把话题引向对我的安排，最后，他终于说：　　“现在，我们来聊聊你的一些事情，你觉得你可以管理好匹兹堡分部吗？”　　我正处在一个自以为能胜任一切的年龄，我不懂得我不应该有太大的奢求，但我没有想过别人也会认为我现在能胜任安排好的任何工作，更不用说是司各特先生了。当时我还只有24岁，但我那时的榜样是约翰?拉塞尔勋爵，他曾宣称，在第二天就可成为水上舰队的总司令。还有华莱士和布鲁斯。因此我对司各特先生说，“我想我可以。”　　“那好，”他说，“坡兹先生（当时匹兹堡分部的经理）将要被提升到费城的运输不去，我推荐你继任他的职位，他同意给你一个机会，你期待的薪水是多少？”　　“薪水，”我很生气地说，“难道我在乎薪水吗？我不要薪水，我只要那个职位，能够到你先前的职位，回到匹兹堡分部，这已经够荣耀的了。你可以按你的意思，高兴给我多少就给我多少，并不一定要比现在给我得多。”　　那时，我每个月拿６５美元。　　“你知道，”他说，“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每年的工资是１５００美元，而坡兹先生是１８００美元，我想在开始的时候，给你每年１５００美元汇比较合适一些，如果你干得好，不久之后，你可以拿１８００美元，对此你感到满意吗？”　　“哦，求求你，”我说，“不要跟我提钱！”　　那不仅是雇佣和薪金的问题，在那儿，在那时，我的升迁还未公开。我将有我自己的一个部门。我不用再在来往于匹兹堡和阿尔图纳的指令上签下“T.A.S”，我现在可以写上“A.C.” 这对我来说，已经是足够大的荣耀了。　　任命我为匹兹堡分部经理的命令发布于1859年12月1日。接着，马上又要准备搬家，这种改变是令人欣喜的，尽管我们在阿尔图纳的住所有诸多有优势，尤其是我们还在郊外一处风光宜人的地方有了一所大房子，它的周围还有一大片空地，在那里我们可以尽享惬意的乡村生活。但是这一切与回到老朋友、老相识中间，回到即便又脏又乱、烟尘笼罩的匹兹堡相比，其分量便轻如鸿毛了。我的弟弟汤姆在阿尔图纳时学会了电报技术，他将和我一起回到匹兹堡，并且成为了我的秘书。　　接下来的那个冬天是我所经历过的最为严酷的寒冬。铁路线的建设质量很糟糕，装备的效率低下，根本应付不了当时堆积如山的业务。铁轨修建在大块的石头上，需要铁铸的跪座加以固定，据我所知，有一个晚上共有47个轨座断裂。因此事故频繁，便不用感到惊讶了。作为部门经理，我在那些日子里必须在夜里用电报指令发车，外出处理所有的事故，要做一切事情。有次一连化，有文化，有上进心的人的中心。　　它尤其令我高兴，因为我似乎是那里一个很受欢迎的客人。音乐晚会、猜字游戏、以及主角是为金斯小姐的戏剧，都为提高我的自身修养提供了某种途径。法官先生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记入史册的人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在一次谈话中，他想要对一段评论进行阐释，他就会说：“杰克逊总统曾对我说，”或者“我曾对惠林顿公爵如此这般地说过。”法官先生在他早年的时候（1834年）曾是杰克逊总统手下负责俄国事务的大臣。他也以同样轻松的方式谈起他和沙皇的会面，而我似乎接触到了历史本身。这所宅邸有一种全新的氛围，而我与这个家庭的交往就像一种强烈的兴奋剂，激起了我丰富头脑，提高个人修养的欲望。　　在维尔金斯家族和我之间，尽管表现得很平静，唯一引起对立的话题是政治观点。那时候我热情拥护废除奴隶制，那时候美国的废奴主义者有点类似于英国的共和主义者。因为与南方的名门望族有紧密的联系，维尔金斯们是倾向于南方的坚定的民主派。有一次在荷姆武德，在我正要进入休息室的时候，我听到这家人在兴奋地谈论着不久前发生的一件可怕的事情。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主任（图）（5）

    “你怎么想？”维尔金斯夫人问我，“达拉斯（她的孙子）写信告诉我说，西点军校的司令命令他坐到黑人的身边，你听过此类事情吗？这不是一种耻辱吗？黑人也能进西点军校？”　　“噢，”我说，“维尔金斯夫人，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呢，我还知道他们中的有些人被获准进入天堂。”　　我能感受到那儿的沉默，然后，维尔金斯夫人冷峻地说：　　“那时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卡内基。”　　以这种方式，在那段时间里，我得到了很多至今看来还是最为珍贵的东西。亲爱的维尔金斯夫人开始编制一种阿富汗毛毯，在她工作进行过程中，会有很多人问她这是指给谁的。不，维尔金斯夫人是不会说的。对此，她一直把它当作一个秘密保守者。直到圣诞节临近，这件礼物也完工了，并被仔细地包好，卡片中写下一些关爱的话语，她让她的女儿把它寄来给我。我在纽约适时地收到。如此高贵的夫人送得如此贵重的礼物。那条阿富汗毛毯，尽管我常常拿给朋友们看，但我一直收着没有使用。在我所拥有的珍贵的财富之中，它对我来说是一件圣物。　　我很幸运，在匹兹堡认识了莱拉?阿狄森。她父亲阿狄森医生不久前刚刚过世。很快地，我便与阿狄森一家熟识了。这让我受益良多，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这是一种另外的友谊，一种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友谊。莱拉曾到国外深造，她能说流利地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正是通过与这一家人的交往，我第一次认识到，在我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之间，有一条无法形容又难以逾越的鸿沟。但是“我们身上同流着苏格兰的血”一如继往地发挥着力量。　　阿狄森小姐是个理想的朋友，因为，如果你是一块真正的钻石，她会帮你打磨得更加精致而富有光泽。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因为她是对我做出过最为严厉批评的人。我开始特别注意我的言谈，还关注起英文经典名著。直到现在我还在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我也开始留心怎样对所有人都在言谈上更加文雅、更有礼貌和谦恭——简言之，怎样表现得更好。一直到那时，我在穿着上都很粗枝大叶，甚至有点装摸作样：笨重的大皮靴，松散的衣领，整体上打扮得粗线条是当时西部的一种独特风格，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圈子里被视为有男子气概。任何被贴上了“浮华，有纨绔习气”的标签的东西都会遭到鄙视。我还记得在铁路公司上班时见到的一个绅士，他带着羔羊皮手套。他成为了我们这些一心想成为所谓男子汉的人嘲笑的目标。多亏了阿狄森一家，自从我们搬到荷姆武德之后，我在这些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

    内战时期（图）（1）

    1861年，内战爆发，司各特先生被任命为陆军部长助理，主管交通部门。我便被他召到了华盛顿，作他的助理。我当时负责政府的军用铁路和电报，还要组织一支铁路武装。在战争开始不久，交通部是当时最为重要的部门之一。　　第一批通过巴尔的摩的联邦军队遭到了袭击，并且巴尔的摩和安纳波利斯之间的铁路也被切断，破坏了联邦军队与华盛顿之间的联系。这就需要我的铁路兵团了。在费城，有一条铁路通向安纳波利斯，在那里与通向华盛顿的主线相交。我的第一个任务便是抢修这条铁路，使得重型火车可以由此通过，我们花了好几天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巴特勒将军和好几个团的部队在我们之后几天里抵达，我们成功地把所有的军队都输送到了华盛顿。　　我坐上第一列发往首都的机车，一路上小心翼翼。在离华盛顿还有一段距离时，我注意到有几条电报线被木桩子压在了地上。我停下机车，跑过去松开他们，我没有注意到电报线是绷紧的，在弹力的作用下，他们猛地抽到了我脸上，把我打得翻了一个跟斗，还在我脸上划了一道大口子，除了很多血。我就是这样随着第一批部队进入华盛顿的。除了一两个几天前在巴尔的摩大街上受伤的士兵，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我是第一批“为美国流血”的保卫者中的一员。我很荣幸能为这片给了我许许多多的大陆做点有用的事。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为了让通向南方的交通顺畅，我夜以继日地工作。　　很快我就把指挥部搬到了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 ，当时那场不幸的布尔溪战役正在激烈进行中。最初我们还不相信这一消息，但这很快就得到了证实。我们不得不将所有的机车和车厢冲到前线，运回那些战败的士兵。离前线最近的是伯克车站。我赶到了那里，指挥把可怜的志愿兵伤员一车接一车地装运走。有报告说叛军已经离我们很近了，最终我们不得不关闭了伯克车站，而我和电报操作员，则乘坐最后一列火车退往亚历山大。那里也是一片恐慌，一部分铁路工人开了小差，离开了岗位。不过，从第二天早晨在食堂吃饭时的人数来看，与其他部门比起来，我们已经有理由庆贺了。少数几个列车员和火车司机已经坐船度过了波托马克河，虽然好几天夜里听到的声音被认为是敌人追兵的枪炮声，但是大部分工人都没走。至于我们的电报员，没有一个溜号的。 　　在此之后，很快地，我又回到了华盛顿，我的指挥部和司各特上校一起安在了陆军部大楼。当时我主管电报局和铁路，这使得我有机会见到林肯总统、苏厄德先生、卡梅伦部长，以及其他大人物。偶尔，我能和他们有些私人接触，这也带给了我很多的快乐。林肯总统有时会到我的办公室来，坐在办公桌旁等待回复他的电报，或者只是焦急地等待最新的消息。　　这位杰出人物的所有画像都与他本人很像。他的特征如此明显，以至于没有任何画他的人会画得走了样。当他平静的时候，他的相貌平平，仅从长相上来说，他是我所见过最为普通的人之一。但当他兴奋的时候，或是正在讲一个故事时，他眼里会射出智慧的光芒，照亮他的脸，其亮度是我很少或者说从未在别人那儿见过的。他的举止因自然而完美，对每个人他都语言友善，即便是对办公室里最年轻的小伙子。他总是细心周到，对所有人都是一样。不管对一个小信差说话，还是对苏厄德国务卿，都一样彬彬有礼。他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平易近人。有些事情如果不用他的方式说出来，可能并不见得能打动人。我经常后悔当时没有仔细地把他的一些古怪的言行记录下来，因为即便是说一些平常的事情，他用的方式也很独特。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林肯总统这样彻底地与大家打成一片的伟大的人物。海部长说得好，“对林肯先生来说，我们不可想像还会有人是他的仆人，因为所有人都是他的伙伴。”他是最为完美的民主党人，他的一言一行都显示着人人平等。　　1861年，当梅森和斯莱德尔在从英国的轮船特伦特号被抓回的时候，那些知道英轮上庇护权具体含义的人对此有着强烈的焦虑，我也是如此。要不立刻归还战俘，要不战争将不可避免。当内阁召集会议考虑这一问题时，卡梅伦部长没有参加，斯各特先生作为战争的部长助理参加了这一会议。我努力让他知道，在这一问题上，英国将毫无疑问会开战。我力劝他赞成交换战俘，尤其在美国，轮船免于检查是一条基本原则。他对国际事务一无所知，倾向于扣押这两个俘虏。但是当他从会议上回来时，他告诉我说，西华德在会上警告内阁——这意味着战争，正如我所说的。最开始的时候，林肯也倾向于扣留这些战俘，最后还是听从了西华德的意见。但是，内阁决定将行为推迟到第二天，到时候，卡梅伦和其他缺席者都将到场。由于大家觉得卡梅伦可能不会主张交出战俘，因此西华德将军要求司各特先生在他回来的时候立即去见他，让他在开会之前支持这一决定。第二天，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我无法形容华盛顿在那段时间的混乱局面所给我的感受。当我第一次看见当时的总司令司各特将军的时候，他正在两个人的搀扶下从办公室穿过人行道，走进他的马车。他已经老了，不仅身体年迈不堪，思维也已经瘫痪。但是，共和国的军事组织还在依靠这位在过去的岁月建立过辉煌的垂垂老者。他的后勤总监泰勒将军在很大程度上是司各特的副本，其他人也差不多。我们要开通电报通讯，要运送人员和物资，就必须跟这些人打交道。他们仿佛已过了有用的年龄，就像一群循规蹈矩者，许多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事情都要耗费好几天才能决定。在任何重要部门的总部，我都看不到一个年轻有活力的官员——至少我一个也想不起来。长年的和平使得军队变得陈腐不堪。　　我理解，在海军部里，相同的原因产生了类似的结果，但我与海军部并没有什么接触。最开始时候，陆军的地位很重要，而海军则处于相对较次要的地位。在各个军部的头儿被撤换掉之前，除了战败之外，我们看不到任何前景。而这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因为政府推迟生产一种有效的武器，这个国家开始对这一艰巨的任务变得不耐烦，这毫无疑问是很自然的。在军队各个部门中盛行的混乱情况很快就变得秩序井然，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　　在我们的业务受到关注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有了一个极大的进步。卡梅伦部长授权司各特先生（他已经拥有了一个上校军衔）不用等陆军部官员缓慢而滞后的决策和行动，可以直接作那些他认为是必要的事情。这一授权派上了大用场，政府的铁路和电报部门从战争一开始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得到了卡梅伦部长的大力支持。他的才能和对问题根基的把握都远远胜过了他手下的将军们和各个部门的首领。但迫于众人的压力，林肯总统最终还是将他撤换掉了。不过那些幕后知道内情的人都清楚，如果其他部门都能像卡梅伦的陆军部一样管理得井井有条，那么许多灾难也许都能避免。

    内战时期（图）（2）

    洛其尔，——卡梅伦喜欢这样称呼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在他九十岁的时候，他来苏格兰看我们，当他坐在司马马车的前座上，穿过我们的大峡谷时，他非常虔敬地脱下了帽子，就那么光着头过去，他被这峡谷的宏伟所征服了。　　我们的谈话马上转换到政府部门的候选人上来，认为除了在紧急情况下，他们必须确实亲自做出了努力，并且具备政府所需要的才能的人才能当选。这是洛其尔讲的关于林肯第二任期的故事。　　 那天，在宾夕法尼亚的哈利斯堡，卡梅伦在乡村的家中。他接到电报说林肯总统要来看他。因此，他赶回了华盛顿，林肯说：　　“卡梅伦，我身边的人告诉我说，成为第二任期的候选人是我爱国所应该做的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们说，我是能够拯救我祖国唯一的人，等等之类的话，而我也开始愚弄自己，相信那么一点点了。你觉得呢，你觉得应该怎样？”　　“哦，总统先生，28年前杰克逊总统也像你一样把我叫了过来，同我讲了一个与你同样的故事。我在奥尔良收到他的信，并且花了十天时间赶到华盛顿。我告诉杰克逊总统，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一个州的立法机关通过这样一项决议，飞行员在有暴风雨的时候不要抛弃船只，等等。如果一个州这样做的话，其他各州都会照办的。杰克逊总统同意了我的观点，然后我就回哈利斯堡了，准备了这样一份决议并且得以通过。如我预料的，其他各州都相继照办。正如你所知，他赢得了第二任期的选举。”　　“那好，”林肯说，“你现在可以做哪项工作吗？”　　“不，”我说，我和你太亲近了，总统先生。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让我的一个朋友参与此项工作。”　　“那好吧，”林肯总统说，“那我就把这件事交给你处理了。”　　“我找来了福斯特，”（福斯特是与他同坐一辆马车的同伴，也是我们的客人。）“并且叫他查找出杰克逊的那些议案，把它们稍作修改，以适应新的情况，然后它们获得了通过。接下来的结果和杰克逊总统的情形很类似。在我第二次去华盛顿的时候，我在晚上去了总统的公众招待会。当我挤进拥挤而宽敞的东厅时，由于林肯很高，因此他越过一大群人认出了我。戴着白色手套的两手握紧，看起来就象羊的两腿。他喊道：‘今天又多了两个，卡梅伦，两个。’他是说，另两个州通过了杰克逊—林肯议案。”　　除开这件事情对政治生活产生的意义不说，相隔28年，同一个人被两个美国总统召见，在几乎相同的背景下询问他的意见，并且运用了同样的计谋，这两个人都是总统候选人而且都成功连任。这确实是不同凡响。正如我曾对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所做出的解释一样：“一切都预料到了。”　　在华盛顿的时候，我没有见过格兰特将军，因为直到我离开那里，他都在西线。但有一次，他去往华盛顿，以及从那里返回，他都在匹兹堡做了停留，为他调往东线做一些必要的安排，两次我都在铁路上遇见了他。我带他到匹兹堡一起吃饭，那时候火车上还没有餐车。在我所遇见的权贵之中，他是最貌不惊人的一个。如果让人凭第一印象来挑选杰出人物，肯定最后才跳中他。我记得陆军部长斯坦顿说过，他在西线视察军队时，格兰特将军与他的参谋人员走进车厢，斯坦顿看着他们一个个进来，当他看到格兰特将军时，他说，“好吧，虽然我不知道哪一位是格兰特将军，但是有一位肯定不是。”而他指的就是格兰特。（写完这段文字多年后再来读它，我笑了。这段对格兰特确实很刻薄，因为我跟他打过不止一次交道。）　　在战争的那些年月里，战略和将军们的计划被大加议论。当格兰特将军毫不介意地与我谈论这些东西，这令我感到惊讶。当然，他知道我曾在陆军部呆过，斯坦顿将军对我也很熟悉， 也知道我对情势的发展也略有所知，然而当他谈起下面这些，你完全可以想象到我的惊讶。　　“总统和斯坦顿想让我到东线去，接手那里的指挥权，我已经同意了。我这就要去西线作必要的安排。”　　“我想也是。”我说。　　“我打算让谢尔曼接管。”他说。　　“那会使全国都感到惊讶的，”我说，，“因为大家都认为继任者应该是托马斯将军。”　　“是的，我知道，”他说，“但我了解这个人，而托马斯将会第一个说，谢尔曼是不二人选。这不会有什么问题。事实上，西线战事已经向南方打得够远的了，下一步我们必须做的是把东线战事像南推进一点。”　　他也是这么做的，那就是格兰特将战略行之于语言的方式。我有幸能在以后的岁月中与他熟悉起来。如果说有一个从不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的话，那个人就是格兰特，即便是林肯在这一点上也不及他。不过，格兰特是个沉默寡言、慢条斯理的人，而林肯在行动上总是很积极。我从未听格兰特用过复杂华丽的词藻，或是讲究什么“方式方法”的，但是如果你认为在整体他上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那便是犯了一个错误。有时候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简直令人震惊。他使用的句子间短却往往切中要害，他对事物的观察也总是出奇得准确。当他在没什么要说的时候他就沉默。我发现他在战争期间，对夸奖部下总是乐此不疲，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谈起他的孩子一样。

    内战时期（图）（3）

    这是战争期间发生在西线的一个故事，格兰特将军开始不加节制地饮酒。他的参谋长罗林斯，大胆地进言劝阻。这一行为在格兰特先生认为是出自真正的友谊。　　“你不是说这件事吗？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真是奇怪！”将军说。　　“是的，我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它甚至成了你的部属们谈论的一个话题。”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此后，我将滴酒不沾。”　　他确实再没喝过酒了。后来，我在纽约多次与格兰特和其家人就餐，我看到他把酒杯推到一侧。正是他这种坚定的意志让他下定了决心，而这，在我的经历和见闻中也极少见到。有的人只能克制一段时间，在一个著名的案例中，我的一个合伙人曾戒酒三年，但是他的宿敌还是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格兰特在任总统期间，曾被指控在某些官职任命或政府行为方面涉嫌贪污受贿。但是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非常的清贫，以至于不得不宣布一项决定，取消惯例上的国宴。因为他发现一次需要花费字。　　有了林维尔、帕伯和希福勒，我们便有了当时最佳的人才组合：林维尔是工程师；帕伯精力充沛，是个活跃的技工；而希福勒自信而稳重。帕伯上校是个杰出的人，汤姆逊总裁曾经说，如果有一座桥烧坏了，他宁愿让帕伯去修，而不是一个工程队或军团。帕伯最大的嗜好就是马（这对我们是件好事）。当我们业务方面争论得太激烈，上校便有了要发脾气的征兆，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话题引向马，他便把所有的一切都抛诸脑后，开始沉醉于马的话题。在他工作过于劳累的时候，我们想让他休息，给他放个假。就派他到肯塔基州去挑一两匹马，给我们之中需要的人，他是我们唯一肯信任的相马人选。然而，他对马的痴狂有时候也会给他带来麻烦。有一天他出现在办公室的时候，半边脸满是污泥，衣服扯破了，帽子也弄丢了，但手上依然执着马鞭。他解释说，他努力想去驾驭一批肯塔基的违背人骑过的小马，可是有一条缰绳断了，他控制不了方向。　　他是一个卓越的人，我们都亲切的叫它“管子”（ppe）。如果他喜欢一个人，比如说我，那么他会永远支持并且跟随他。后来，我去了纽约。他便把对我的感情转移到我的弟弟汤姆身上，可他总是叫它托马斯。因为我得到了他的支持，弟弟在他心中的地位便也高了起来，他同样地很尊敬汤姆，凡是出自汤姆之口的，他都当作是法律和福音。他总是极度地嫉妒我们其他的公司，因为他与之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比如供给吉斯通公司生铁的冶炼炉。关于质量、价格等类似的问题上，上校和冶炼炉管理者之间总起争执。但他从没有向我弟弟抱怨过，说他在生铁的供应方面的谈判有不恰当之处。价格是净利润，但契约一旦达成，便不再有关于“净利润”的人和评论了，他只是想知道，“净利润”这个词是什么含意。　　“嗯，上校，”我弟弟说，“这就是说，不能够再增加任何东西了。”　　“很好，托马斯。”上校这样说，显得非常满足。　　有人设置许多障碍以阻挡事情的发展，“没什么可以扣除”将会导致争执。

    建桥故事（图）（2）

    有一天他被布莱德斯瑞特的一本关于商业排名的书所激怒。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读过这样的书，因而很自然地，他很想知道外界对自己公司的评估到底怎样。可是他读到，吉斯通桥梁公司的评价是&qut;BC”，其含义是“信誉很差”（B Cret）。这时候，很难有人阻止去见律师，要求投诉出版商。然而，当汤姆向他解释说，吉斯通公司之所以会冠以&qut;BC”，那是因为我们从来不借贷款，这时候他才平静下来。借贷当然不是上校的爱好。有一次，当我正要去欧洲，而当时很多公司资金短缺，我们周围有几家已难以为继而倒闭了。这时他对我说：　　“当你不在的时候，如果我不签署任何的单据，县治安官就不能从我们这得到任何东西，是吗？”　　“没错，”我说，“他不能够。”　　“那好，我们在这等你回来。”　　说到帕伯上校，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不一般的人物，是我们在从事造桥的日子里结识的。他就是圣路易斯州的伊兹船长 。他是一个天才，但没读多少书，不能用自然科学知识来指导自己的哪些古怪的呆板的想法。看起来，他总想按照自己最初的想法来做每一件事情。尽管时机并不成熟，各方面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但他还是喜欢一条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当他的关于圣路易桥的计划提交给我们之后，我把它交给了林维尔先生——全美最通此道的人之一。他跑来找我，十分担心地说：　　“如果照这个方案来建这座桥，它根本就站不起来，它无法承受自己的重量。”　　“噢，”我说，“伊兹船长要来，在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委婉地把这一点指出来，给他一个正确的方案，别让他走弯路，还有不要跟任何其他人提起。”　　林维尔做得很成功，在建桥过程中，可怜的帕伯不能够满足船长的一些特殊需求，起初，他还很高兴能够得到这么大的一个业务，因而他对伊兹船长也极为客气，他甚至开始都不叫它伊兹船长，而称他伊兹长官。打招呼的时候也热情地说，“您好。！”“很高兴见到您。”可不久之后，事情变得有些复杂起来。问候也不似先前那么热忱，但仍然是“早上好，伊兹船长。”慢慢地，友好程度一路下降，直到我们惊讶得听到帕伯称他为伊兹先生。在桥梁快完工的时候，“长官”已经降格而为“吉姆?伊兹”。不过说实话，在这项工程开始很久以前，在“J”之前还要加上一个大”D”。毫无疑问，伊兹船长是一个有才能，有魅力，有趣味的人，但如果不利用科学技术和别人的实践经验，他就无法在密西西比河上架起一座跨度达500英尺的大桥。　　在工程完工之后，我还和上校在圣路易呆了几天，以防在我们收到全部工程款之前，有其他人占有使用这座桥。上校把桥两端的木板抽走，并制定了一个警卫轮班的计划。那时候，他十分想家，迫切地想回到匹兹堡去。他决定搭夜班车走，这弄得我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才让把他留下来，这时候，我想起了他的那个弱点。我告诉他说，我特别想给我妹妹弄两匹马，把两匹共轭的马送给她做礼物，我听说圣路易是著名的好马产地，不知道他是否见过一些出色的马匹？ 　　这一诱饵立刻发挥了效用，鱼上钩了。他开始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及对他见过的马，和几个他去过的马场。我问他能够可以躲在这里呆几天，以替我挑马？我知道得很清楚，他肯定要认真观察，并且试驾多次才能决定，这样他就会忙碌起来。事情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发展。他卖到了一对极好的马匹，可是另外一个马上又产生了：怎样才能把这些马运会匹兹堡去呢？用火车他不放心，而好几天也没有合适的船只。显然是神在有意地眷顾我，世上没有什么事能让他在那两匹马儿平安运走之前就独立做火车离开。我们掌握着大桥，帕伯成了一个乐不起的“贺雷修斯” 。他是我所喜欢的最好的一个人，也是最可贵的合作伙伴。他做了这么多，是应该得到丰厚的报答的。　　对我来说，吉斯通桥梁公司总是满意的泉源。几乎美国所有修建铁桥的公司都失败了。他们所建设的许多铁桥倒塌了，因此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灾难。有些桥梁在强风的压力下，被吹垮了。但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在吉斯通桥梁上面，尽管我们有些桥梁也建立在风势并不和缓的地区，这绝不只是出于运气。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足够的材料来修建桥梁。开始的时候，我们使用自己的铁，后来又用自己的钢材。是否能够建造出安全的结构，我们是自己最为严格的检测员。如果有人要我们建造那种不够坚固的或者说设计不太科学的桥梁，我们会毅然拒绝。只有那些值得为之盖上“吉斯通”印记的工程，我们才会准备与之签署协议（美国还有几个州没有我们的桥梁）。我们为我们所见的桥感到骄傲，就像卡莱尔为于他父亲建的那座桥感到骄傲一样。这位伟大的儿子说得很对：“这是一座城市的桥。”

    建桥故事（图）（3）

    这条原则是成功的不二法门，在你的工作得到认可之前，几年的艰苦工作是必要的；但在此后，便可一帆风顺。不应该拒绝和抵制那些质量检测员，相反，他们应该得到所有公司的欢迎。高标准是很容易保持的。我从未听说过有哪个公司企业不是通过出色诚实的工作而取得显著成功的。即便是在今天这样竞争激烈的日子里，每一件事情看起来都是价格问题，事实上，探究商业取得成功的根源，质量依然是很重要的因素。对质量的关注，公司里的每一个人，从最高层的总裁到最卑下的体力劳动工人，都不应该忽视。同样地，车间的卫生、良好的工场的工具和周围的环境，事实上都要比我们通常假设的要重要。　　我很高兴听到一句评论，那是一位杰出的银行家说的，他在参加一个在匹兹堡举办的会议期间——他是几百名代表中的一员，他参观了埃德加?汤姆逊公司，看了我们的产品，然后，他对我们的经理说：　　“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是属于同一个人的。”　　他的食指直接指向了我获得成功的秘密之一。它们确实是属以某一个人，一位很重要的制作业主曾经无比骄傲地跟我说过，当地为质量检测员出现在他们当中时，就被他们的工人赶跑了，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质检员来过。这听起来像是洋洋得意地贺词，可我暗暗地对自己说：“这家公司肯定在竞争中站不住脚，当严峻的时刻来临时，他将面临失败。”后来的结果证实了我的判断。一家企业的一发展的可靠的基础是质量，成本远远不如它重要。　　有好几年，我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吉斯通桥梁公司的日常事务上。当需要签署重要的协议时，我都会亲自参与谈判、竞标。1868年，我和工程师沃尔特?凯特一起去爱荷华州的迪比克，为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大的一座铁路桥竞标，当时河面被封冻住了，我们坐着四匹马拉的雪橇过了河。　　这一趟证明了成功源于细节的决对正确性。那一次，我们并不是出价最高的竞标者，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芝加哥的一家桥梁建设公司，当时招标董事会已经决定要和他们签署协议。我四处找机会，并和几位董事谈了谈。发现他们对铸铁和熟铁的区别一无所知。我们总是用熟铁来建造桥梁上的横木，而我们的竞争对手用的却是铸铁。我们就在这一点上做文章，我描绘出轮船撞到不同材料时候的情形，如果横木是熟铁，发生碰撞时，它最多只会弯曲。而如果是铸铁的话，横木会断裂，然后导致整座大桥得倒塌。幸运的是，其中的一位董事，著名的佩里?史密斯，进一步强化了我的论点的说服力。他对董事会陈述，我所描述的情况千真万确。前一个晚上，他驾着马车在黑暗中撞到了街灯柱，恰好那柱子是用铸铁造成的，在这一撞击之下便断成了好几截。如果我认为佩里?史密斯的证明是出于神的帮助，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受到责备呢？　　“啊，先生们，”我说，“这就是重点所在。多花一点点钱，你们就可以拥有一座是用了熟铁的大桥，能在任何轮船的冲击下屹立不倒。我们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遭一座很便宜的桥，但我们的桥从来不塌。”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招标方的总裁，伟大的参议员，艾利森先生，问我能否让他们再商议一下。我回避了。很快，他们便把我叫了回去，提供给我和同书，但希望价格还能再低一点，不过是区区几千美元。我同意做出让步。那根铸铁灯柱被撞得恰逢其时，带给了我们一份利润最为丰厚的合同之一。更加重要的是，它为我们赢得了在迪比克的信誉，胜过了任何其他的竞争对手。这次谈判为我和全美最优秀的、最可贵的公众人物艾利斯先生之间长达一生的、坚不可破的友谊打下了基础。　　这个故事的寓意其实很浅显：如果你想要得到一份合同，那么需要你多与招标方接触。只有投标人在场，街灯的被撞或者其他不可知因素才有可能帮你赢得竞标。如果可能，请尽可能留在当场，直到你可以把合同揣在兜里带回家中了。我们在迪比克就是这么做的，虽然对方提出我们可以先走一步，合同随后寄给我们在签字生效。我们还是选择了留下来，期待看到迪比克更多迷人的风光。　　在建完施托伊本威尔大桥之后，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觉得有必要在帕克思保和惠灵两地建造桥梁横跨俄亥俄河，以防止他们主要的竞争对手，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取得决定性的优势。轮船的时代很快就成为了过去。由于与这几座桥梁的合同关系，我认识了加勒特先生。他当时把有要职，是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的总裁，与他相结识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我们非常渴望能获得这两座大桥及其所有引桥的工程项目，但是我发现加勒特先生非常果断地认为，我们不可能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多的工作，希望由他自己的工程队来建那些引桥和跨度较窄的桥梁。他问我能否是用我们的专利技术，我回答说，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愿意如此合作，我感到无上荣幸。能得到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的认可比10倍的专利使用费更有价值，他们可以使用我们所有的东西。　　毫无疑问，这位铁路大资本家对我们产生了良好的印象。他非常高兴，甚至出乎我的意料，他邀请我到他的私人房间里，非常直率地谈一些总体上的事务。尽管他知道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和副总裁，托马斯先生和司各特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但他还是着重提到了和他们之间的争吵。我告诉他，在我来这里的途中，路过费城，见到了司各特先生，他还问我往哪儿去。　　“我告诉他我是来拜访你，争取得到俄亥俄大桥的合同，司各特先生说我很少干傻事，但这次我肯定要失败。加勒特先生绝不会考虑把合同给我，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问我以前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雇员，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关系密切。但是，我说，我们将要建造加勒特先生大桥。”　　加勒特先生立即说，在那公司利益作赌注的时候，他只会选择最好的。他的工程师已经写出报告，我们的方案是最好的，托马斯和司各特将会看到，他只有一条原则，那就是：公司的利益。尽管他十分清楚我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人，但是他还是愿意把这份工程给我们。　　谈判的结果还是不能让我满意，因为我们要干的全都是这项工程中最困难的部分——那些大跨度的桥面在当时被认为是极富风险，十分艰巨的任务——而加勒特先生承包了我们方案中的所有小跨幅的桥面和最有利润的工作。我大胆地向他质询，问他是不是因为他不相信我们能在他见好砖石结构部分时就能让大桥开放通车，所以把大桥分了段。他承认他正是这样认为。我告诉他在这一点上，他无需有任何担心。　　“加勒特先生，”我说，“我个人给你保证金，作为抵押，你认可吗？”　　“当然。”他说。　　“那好，”我回答说，“那现在就给我写压力吧，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愿意冒一次险。如果你给我整个的合同，以保证你的桥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建成通车，你需要多少保证金？当然，你的砖石结构也地在那时候完工。”　　“哦，年青人，我希望你支付十万美元。”

    建桥故事（图）（4）

    “没问题，”我说，“准备签约吧，把整个工程给我，我的公司不会让我损失掉十万块的，你应该了解。”　　“没错，”他说，“我相信如果你押上了十万块，你的公司将会没日没夜地干，而我也可以按时地得到我的桥了。”　　这个安排使我们得到了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的庞大的合同。不用说，我永远都不会赔掉我的保证金。我的搭档们比加勒特先生更加了解这项工程的情况。俄亥俄河可不能视同儿戏，在他们完成任务很早之前，我们就从合同的责任中解脱出来，把大桥的上层建筑交给了银行，等待他们完成桥梁的下层建筑。　　加勒特先生很为他的苏格兰血统感到自豪，我们之间还谈起过伯恩斯，我们结下了牢固的友情。后来他邀请我到他在乡间的别墅中做客。他是那种在乡村拥有豪华别墅的少数的美国绅士之一，有数百亩美丽的庄园、公园般的驾驶车道、一群训练有素的马匹、另外还有牛、羊、狗等动物。他的家被认为是英国贵族乡村生活的翻版。　　后来他决心让他的铁路公司进入铁轨制造业，并且申请使用贝西默的专利权。这对我们是件大事，因为巴尔的摩和俄亥俄公司是我们最大的客户之一，我们自然急于阻止他们在坎伯兰建造轧轨钢厂。我认为，对于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来说，这将是一项失败的规划，我敢肯定他们买钢轨要比自己生产便宜得多，因为他们自己需要的量很小。我为此特意去拜访了加勒特先生，那时候他正在为外贸和轮船航线的发展而感到高兴，因为这样巴尔的摩便成为了一个港口城市。在其侍者和员工的陪同下，他把我带到了他正要扩建的几个码头。当时，外贸货物正从轮船上卸下来，放进火车车厢里，他转过身来对我说：　　“卡内基先生，你现在应该为我们巨大的商业系统而感到惊叹，并且也要理解为什么我们有必要生产我们所需要的所有东西，甚至是铁轨。我们不能依靠私人企业为我们提供任何主要物资，我们将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世界。”　　“很好，”我说，“加勒特先生，这确实很庞大，然而事实上，你的‘巨大系统’并没有让我震惊，我读了贵公司去年的工作报告，发现你们为别人运输货物上的收入是14000万美元。我控制的公司从山上采掘原料，然后以更高的价钱卖出去。与卡内基兄弟公司相比，你的才是真正的小公司。”　　我的铁路学徒身份在那里显示出了优势。我们再也没有听到巴尔迪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要和我们竞争的消息。加勒特先生和我之间的友谊也保持了终生，他甚至把自己饲养的苏格兰牧羊犬送给我做礼物。我曾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一员这件事，被“我们之间那一滴苏格兰的血液”所淹没。

    钢铁厂的回忆（图）（1）

    吉斯通公司作为其他所有公司的母公司，我对它有一种独特的偏爱，但是在熟铁明显地显示出它对铸铁的优势之前，它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因此，为了保证同样的质量，也为了制造出当时买不到的特种型材。我们决定介入钢铁行业。我弟弟和我开始托马斯?N?米勒，亨利?菲普斯，安德鲁?克罗门的小炼铁厂感兴趣。米勒和克罗门最先成立了这个炼铁厂，后来又把菲普斯拉了进来，在1861年11月借给他800美元以购进公司的六分之股份。　　在这里我必须说，米勒是我们钢铁行业的先锋，对他我们都心怀感激，至今（1911年7月20日），他依然健在，我们依然还能感受到他的诸多可爱之处。他是一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感珍贵的朋友。随着年纪的增长，她开始变得温和。即便是面对着与其信仰的宗教背道而驰的神学理论，它的勃然大怒也不那么让人感到惊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开始变得所谓贤明通达，也许这是好事。（1912年7月9日，读起这些，我为我的密友，亲爱的汤姆?米勒泪下了热泪，他已于去年冬天子匹兹堡去世。我和我的夫人参加了他的葬礼。自此以后，生活中总是少了什么东西，缺少了太多的东西：我早期创业过程中的第一个合作伙伴、我老时候最亲密的朋友。我可以随他而去吗？不管是哪里。）　　安德鲁?克鲁曼在阿尔勒格尼有一个小小的锻造厂。作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部门主任，我发现他这里生产的车轴是最好的。他是一个伟大的技工，尽管那时候在匹兹堡海默默无名，他发现只要是与机器有关的事务，都值得好好做。他的德国式思维让他对事物看得很透彻。他所制造的东西价格十分昂贵，但是经久耐用，从开始使用的时候起，他可以从一年底用到另一年底都还不会坏。那个时代谁也不知道一个车轴能使用多长时间，因为没有科学的方法对材料进行分析。　　这个德国人的创造发明何其多啊！它最早采用冷锯法，将冷铁按照要求切成精确的长度。他发明了镦锻机，可以制造连接桥梁的物件，同时，他还建造了美国第一个万能铣床。这些都被我们公司采用了。当伊兹船长买不到圣路易桥拱的连接器（合同供货方做不出来），事情陷入僵局的时候。克鲁曼告诉我们说他可以做出来，同时他还解释了其他人失败的原因。然后，他成功地做出来了。这是到那时候为止做出来的最大的半圆形联轴节，我们对克罗门先生的信心由此可见一斑：当他说他可以做的时候，我们毫不迟疑地与他签订了合同，交给它生产。　　我已经介绍过我家和菲普斯家之间的亲密关系。在早年时期，他的兄长约翰是我主要的伙伴。亨利有几年是我的下级，但还是很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他是一个聪明活泼的家伙。有一天他要他的哥哥约翰借给他0.25美元，约翰以为他有重要用途，因此问也没问就给了他。第二天上午，《匹兹堡快报》上登出了一则广告：　　“一个勤劳的男孩企盼一份工作。”　　这就是精力充沛而又勤劳的亨利使用那0.25美元的所在，也许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一下子花去0.25美元。著名的迪尔沃斯和彼德威尔公司对这则广告有了兴趣，要这个“勤劳的孩子”去与他们见面。亨利去了并且得到一个跑腿的差事。按照当时的惯例，他每天上午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打扫办公室。他跑去征求父母的意见并且得到了他们的许可，就这样，这个年轻的家伙后来投入到海洋商务当中。这样的男孩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他的。这是一个老故事了，后来他很快成为了老板不可缺少的人，在这家公司一个间接的分部里获得了一小支股份。他一直保持着警惕，就在几年前，他吸引了米勒先生的注意，米勒和安德鲁?克鲁曼为他做了一小笔投资，于是他们终于在第二十九大街建立起了那家炼铁厂。他曾是我弟弟汤姆的同学和密友，在还是小孩的时候，他们便在一起玩，一直到我弟弟在1886年去世，他们都是好朋友。因此，他们在朋友的基础上又成了合伙人。在与他们有联系的任何公司里，他们总是不变地享有相同的股份，做着差不多相同的事情。　　那个跑差男孩现在已经是全美最富有的人之一，而且他开始向世人证明他是知道如何扩展它的利润的。很多年以前，他给阿尔勒格尼和匹兹堡的大众花园捐建了漂亮的温室花房，并且明确规定，“这些花房只在星期日开放”，这表明他是他时间的主人。这一条款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奋，牧师在讲道坛上对他公开指责，教会也聚集起来通过决议宣布反对他亵渎安息日神圣性的这一行为。但是人们起来反对这一小心眼的指责，议会也以喝彩表示对他的礼物的接受。针对牧师们的抗议，他的回答表明了一个常识：　　“一切对你们都很合适，先生们，你们每个礼拜只需要工作一天，而其他六天你们可以自由支配，可以欣赏自然的美景，这对你们多好啊，但是劳动人民的安排中每个礼拜只有这么一天可以供自己支配，可你们还要剥夺他们渴望的放松和娱乐，这种行为多么可耻！”　　还是那些牧师，他们很快就在其谈话中对匹兹堡教堂器乐的主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然而，当他们还在为是否要在教堂中安放手风琴进行辩论的时候，聪明的人们开始在安息日开放博物馆、温室花园和图书馆。除非讲道坛快速地学会怎样迎合人们在生活中真正需要的东西，比他们现在做得更好，否则，那些大众兴趣的竞争者们将很快掏空他们的教堂。

    钢铁厂的回忆（图）（2）

    不幸的是，克罗门和菲普斯很快就因生意上的问题与米勒产生了分歧，并且迫使米勒离开了厂子。我意识到米勒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与他联手建立了新的工厂，这就是1864年“独眼巨人”厂。在他们投入运营后，把老的和新的工厂联合起来就成为了可能的也是明智的事情。1867年，由于它们的合并，便形成了联合钢铁公司。米勒先生不愿意再和他以前的合作者菲普斯和克罗门打交道，但我并不认为他们之间的嫌隙无法克服，因为他们不会控制联合钢铁公司。米勒先生、我和我弟弟将持有控股权。但是米勒先生依然不肯改变主意，他请求我买下他的股份。我劝他摒弃前嫌，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最后我只好买下了他的股份。他拒绝了我真诚的请求，或来他曾向我表示了悔意。他是我们这些人的先锋，本来是能够得到他应得的回报的——他和他的追随者都成了百万富翁。　　 在制造业方面，我们是新手，没有经验，我们为“独眼巨人”厂找了一块在当时被认为巨大的土地——共有七英亩。有几年，我们把这块地租给了别人。我们是否还应该在如此小的一个地方继续我们的制造业？这很快就成了我们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克罗门先生成功地制造出了铁梁，在这方面，于其他竞争对手相比，我们厂长期保持着很大的优势。新公司开始的时候我们按照客户要求生产各种规格的产品，尤其是其他公司接不了的活儿。我们还依靠那些在最开始需求很少，而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其需求量也快速增长的东西。凡是别人不能做或是不愿做的东西，我们都愿意尝试，这是我们厂严格遵守的一条法则。另外，我们要么不做，既然做了，就要绝对保证质量。即使牺牲一点自己的利益，也要替客户着想。而一旦有了纠纷，我们尽量不把过错往对方身上推。这些都是我们的原则。从来没有人向我们提起过诉讼。　　当我熟悉了钢铁制造业的业务之后，我惊讶的发现每一个不同环节的成本应该是多少，谁也说不清楚。对匹兹堡几家制造业主要工厂的调查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一笔糊里糊涂的生意，不到年底统一结算，厂主们对经营结果就一无所知。我听说有人本以为他这一年的生意是亏损的，结果却发现赢利了，反之亦然。我感觉我们就像是在黑暗中挖洞的鼹鼠，而这对我来说是不可忍受的。我坚持一种权重和计算的系统被运用到我们的工厂中来，这样使得我们可以知道每一道程序中的成本是多少，尤其是我们可以知道每个人都做了些什么，谁节约了材料，水在浪费，谁产生了最好的结果。　　要达到这个目标，其困难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工厂中的每个经理都自然地抵制这一体系。要想使这个制度达到完美、精确，需要好几年的时间。但由于许多员工的支持，我们引入了对工厂中不同的生产点进行称量的方法，最终，我们不仅知道每个部门的工作情况，而且能知道在高炉旁工作的人员中，每个人都干了点什么，这样就可以相互比较了。制造业的成功有一个重要的源泉，那就是在制造业中必须引入并且严格执行一套完美的会计体系，使每个人都意识到他们对成本应负有责任。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老板们，对员工花了五块钱也要审查一番，但对于每天消耗掉的成吨的原料却大大咧咧，从没想过称一称制成品的重量。　　为了煅烧钢铁，西门子煤气熔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使用，但这却过于昂贵。我记得很清楚，匹兹堡制造业的几位巨头对于我们在这种新型高炉上的巨额开支颇有微词。但是，在大批量地煅烧原料时，用这种新高炉有时候可以节省大约一半的浪费，即使在贵一倍，这笔开支也是值得的。好多年以后，才有人像我们一样采用这种新方法，而就是在这些年中，我们的大部分利润都是靠采用了这种改良高炉，节约了成本而取得的。　　我们严格的会计体系是我们得以发现在大批量煅烧钢铁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浪费。这一改进使得我们发现了员工里面一个很可贵的员工，他是克鲁曼的远亲，来自德国的威廉?波恩特莱格。有一天，他向我们递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列举了一段时期内实行严格会计制度的成效，虽然觉得似乎难以置信，但这让我们着实惊讶了一番。为准备这份报告需要的所有工作，他都是在夜间加班加点完成的，我们既没有让他这么做，事先也毫不知情。报告采用的形式独特而新颖。不用说，这个年轻人很快成了公司的一名主管，或来又成为我们的合伙人。这个穷小伙在死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百万富翁，他是应该得到这些财富的。　　1862年，宾夕法尼亚的大油井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我的朋友威廉?克鲁曼——他的妹妹后来成了我的弟妹——对这一发现有着深厚的兴趣，可是，除了和我一起到油井地区考察了一番之外，什么也做不了。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旅行，大量的人涌人油田，甚至很多人找不到栖身之所。尽管人们成群的涌入，但还只有极少部分的人退回。只需几个小时，简陋的小木屋内都挤满了人。仔细盘算一下，你会为之感到惊叹，在他们一生中，被舒适的生活所包围的时间竟然如此短暂。他们都是经济实力在中等之上的人，有了可观的资产，却依然为了需求财富而甘愿冒险。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四处都洋溢着幽默和欢笑，仿佛是一次巨型的野餐，充满着有趣的事情。每个人都欢天喜地，以为财富唾手可得，到处都呈繁盛之像。在钻塔的顶端飘扬着旗帜，上面写着古怪的标语。我记得看见两个人在河岸边操作着踏板掘地取油，他们的旗帜上写着，“要么下地狱，要么发大财”(hel&lt;B&gt;<a /&lt;B&gt;h" target="_blank">/&lt;B&gt;h</a>)。他们只要向下，而不管有多远。　　在这一地区，美国人的适应性得到了最好的体现。秩序很快就在混乱中产生了，我们达到之后不久，沿河居住的人们便组成了一支铜管乐队，开始为我们演奏小夜曲。我可以信心满怀的打赌，如果有一千个美国人到了一个新的大陆，他们一定可以把自己很好地组织起来，建立起学校、教堂、报社还有铜管乐队——简而言之，为他们自己提供文明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不断努力发展自己的国家。而同样多的英国人出于同样的环境下，估计他们会首先找出一个具有最高贵的血统，在他们之中世袭爵位最高的人，这个人便因为他的祖父而成为理所当然的领导者。美国人之中只有一条准则，那就是：有用，便有价值。

    钢铁厂的回忆（图）（3）

    而今，那条“石油之河”已然成为了一个拥有好几千居民的城镇；而在河的另一端，则是 蒂图斯维尔 。最开始的时候，这一地区的塞内卡印第安人用毛毯在河的表面取油，每个季度可供应几桶。而现在这里则有好几个市镇，精炼厂和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在那些早期的日子里，所有的安排都具有最天然最原始的特点。采到石油后，便被放到平底船中，这种方式泄露严重。河水灌入船中，石油便随水而飘走了。河流很多地方都筑起了大坝，在特定的某一天或者某一时刻，大坝打开，油船便飘到阿尔勒格尼河，随后到匹兹堡。　　这样一来，不只是那条小河，就连阿尔勒格尼也被石油所覆盖。据估计，石油在运往匹兹堡的途中，会有三分之一流失。而油船在没有出发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已经因为泄露而损失了三分之一的石油。当年印第安人收集起来的石油在匹兹堡装瓶出售，价格就像药水一样昂贵，每小瓶可以买到一美元。当时盛传，它是治疗风湿的特效良药。当它因供应充足而变得价格低廉的时候，它的灵验也就消失了。我们人类是多么愚蠢可笑的一群啊。　　最好的几口油井在斯图里农场，基于此，我们作出了选择，用40000美元把它们买了下来。克鲁曼先生提议挖掘一个足以容纳十几万桶石油的池子，泄露了的原油每天随河水流到里面，来建立一个所谓的“油湖”。我们当时预想，在不久的将来，当石油供应终止的时候，这样储存起来的时候便可派上用场。这一想法很快就付诸实施，我们一直在等待着那个时刻（石油供应终止）的到来，在我们损失了好几千只桶后，这一时刻还迟迟没有露面，于是我们便放弃了这个计划。克鲁曼预言说，当石油的供应停止时，每一桶可卖到十块钱，因此，这个湖中便已有了一百万美元的价值。我们不相信，地下的石油储存可以在我们持续以每天几千桶的速度开采，而不会枯竭。　　这4万美元的投资是我们到那时为止最有成效的，由此获得的收入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在匹兹堡新建的一座钢铁厂不仅需要我们能调动的左右资金，还需要我们的信用贷款。回首当年，我认为，贷款对于年轻人是大有好处的。　　对石油的冒险的兴致日浓，后来我还去过产油区好几次，在1864年，我去了一趟俄亥俄州的油田，那里生产的一种石油，其质量特别适合用来提炼润滑油。克鲁曼先生和大卫?里奇先生和我同行，这次旅行时我最离奇的一次经历之一。我们在距匹兹堡数百英里的地方离开铁路线，穿越一个人烟稀少的地区到达达克河水域，看到那口巨大的油井，我们在离开之前买下了它。　　在我们返回的时候，冒险才真正开始。在我们去那的时候，天气非常好，而且路况也很不错；在那里停留期间，雨便已经开始下起来了；我们坐着四轮马车返回，然大雨滂沱，已让我们寸步难行，道路变得十分泥泞，马车吃进泥里很深，行走艰难。很显然，我们必须在雨中行走一夜。克鲁曼先生全身舒展，躺在马车左边一侧；里奇躺在右边，因为我比较瘦，还不足一百磅，便夹在这两个肥胖的绅士中间。马车不时地上下颠簸，以一种蛮横的方式前进，很快又无法前行了。我们就以这种方式度过了那晚，在马车的前部横着一条凳子，我们就把头放在他的下面睡觉，尽管条件艰难，但那晚我们依然过得很高兴。　　第二天晚上，我们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成功抵达了一个乡村小镇。镇子里的小教堂亮着灯，我们能依稀看见它的形状，还能听见教堂里的钟声。我们刚到客栈，就有一个委员会过来说，圣会已经开始了，而他们正在等着我们。他们似乎把我们当成了他们正在等待的，一位无疑是迟到了的，著名的劝勉者。他们把我当成了那位缺席的牧师，问我多快可以和他们一起到会议室中去。我和伙伴们已经作好准备来跟他们开个玩笑，可我们实在太累，便作罢了。这一次，我差一点占有讲道坛，离充当牧师只有一步之遥。

    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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